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朝向正义与德性——反恐战略的最终选择

恐怖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一种被普遍使用并且适用的政治手段,但在美国基本掌握了恐怖主义话语权的背景下,反恐战争积聚着越来越大的仇恨。正义与德性成为反恐战略的最终选择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命题,如果国际社会要想从根本上消灭恐怖主义,那就必须建立一种“道义相归服”的“人类关系趋同”走向,美国也应该从根本上摒弃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并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对待异质明。     

代际伦理：一个新的伦理维度

代际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使社会关系的纵横结构更加复杂。蕴藏于代际关系之中并作为代际关系之重要方面的代际伦理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的伦理维度。代际伦理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现代伦理学所面临的崭新课题。     

环境伦理学中的道德客体与正义取向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现今较为流行的几种环境伦理观倡导的环境义务对象及其理论根据,指出其合理因素和缺陷所在,进而提出价值共同体的概念,以此阐明人类在环境义务对象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提出一种兼顾多层次对象的环境正义观。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社会正义

以人为本和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社会正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既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价值诉求,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社会正义和谐统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分配正义、社会交换正义、社会补偿正义和社会共同的正义价值,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环境正义

科学发展观认为 ,环境正义是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它追求的是“合理的发展”,关注的是发展的意义 ,即“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发展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观强调 ,要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要同时处理和调节多重层面的正义问题 ,那种笼统的环境主张只能带来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想象 ,恰当的环境理念才是人们保护环境的现实动力和精神支柱。     

双元孝道、祖孙关系与老人刻板印象的关系

采取双元孝道量表、祖孙关系量表和老人刻板印象量表调查了15到38岁的1610名被试,探讨双元孝道与老人刻板印象的关系及祖孙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与情感性团结、关联性团结、老人能力刻板印象和老人热情刻板印象之间显著正相关;（2）权威性孝道主要直接预测老人能力刻板印象,而互惠性孝道主要直接预测老人热情刻板印象,以及祖孙关系在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与老人的热情和能力刻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权威性孝道主要以关联性团结为中介变量间接预测老人刻板印象,互惠性孝道则能以情感性团结和关联性团结为中介变量间接预测老人刻板印象;（4）性别在双元孝道对祖孙关系和老人刻板印象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但年龄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论自然不平等与正义的边界

区别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罗尔斯和运气平等派认为正义的空间不仅关涉某些直接的人类行为,而且关涉这些行为的起始背景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影响,因此社会体制应该积极地干预自然不平等。托马斯·内格尔以不平等的责任归属为根据质疑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自然不平等主要是由自然而不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么把减轻它的义务加给社会就不合理地扩张了正义的规范边界。但是内格尔没有看到这里不应该夸大自然的力量,很多所谓的自然不平等的背后都深藏着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影响,正义因此要求社会承担减轻这种不平等的义务。     

社会正义:从乌托邦到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对永恒正义的批判

永恒正义是伴随18世纪的思想传播而兴盛起来的一个理念。在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著作中,永恒公平、永恒正义被作为永恒的理性、永恒的真理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蒲鲁东、杜林等人的批判中,特别对其永恒公平以及永恒正义等乌托邦式的社会正义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而把社会正义从人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