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     

从承认理论到民主正义论——略论南希·弗雷泽的政治哲学

弗雷泽提出要以参与平等为核心重新界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进一步从承认理论身份模式转向地位模式;从承认的规范一元论转向包含再分配与承认的"视角二元论";从局部的文化正义转向"一元三维"的总体的民主正义.弗雷泽的思想为弥合左派纷争,重新构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做出了努力,反映了霍耐特承认"规范一元论"以后批判理论新的演进动向.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论全球气候正义

<正>气候变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科学报告中指出:要使人类持续发展,必须确保未来全球升温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必须稳定在450ppm的水平上。这也就是说,地球大气层容纳温室气体的容量是有一个上限的,这就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成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当人类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就成为目前气候问题所要解决的关键所     

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审视

为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价值支持是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应发挥的作用.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它以可持续发展为追求.环境正义是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正确实施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但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     

代际气候正义何以可能

一气候变化、正义与未来世代无论我们可以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都将改变跨时间与空间的利益与负担分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气候变化不仅增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     

艾伦·伍德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及其反思

艾伦·伍德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立场，是当今学界尝试建构马克思规范性政治哲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种阐释的论证逻辑是：以对道德的特定解读为中间环节，从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这一前提推出作为描述性和依附性的法权正义之结论。在这种论证中，作为描述性的正义与还原性的道德观，在作为经验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定位，并共同指向对规范性道德及正义的否定。这种论证逻辑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伍德遵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并秉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性的人性概念为社会历史以及价值提供解释基础的主张。如果将这种论证逻辑以倒推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伍德的观点及其意图。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思伍德的结论，更在于反思伍德否定性阐释的论证逻辑之有效性。     

赫西俄德论劳作与正义北大核心

有人认为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旨在赞美劳作，有人则认为诗歌中的劳作只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二者皆不可取，因为劳作具有两面性。虽然赫西俄德的真正用意在于解释人为什么要劳作，人如何劳作，乃至人如何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亦论及了“何种劳作”这一问题。为此，赫西俄德现身说法，通过引入正义来解释劳作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在某种意义上树立了一个正义生活的榜样。虽然生存竞争下的繁苦劳动并不值得崇尚，但战争、纠纷以及与之相伴的劳乏更不宜推崇，只有恰当、主动的劳作才是正义的生活方式所必须、神意与人性所要求。这里的正义实质是一套理性、道德的生活原则，而恰当的劳作则是践行正义的根本之道。     

中国文化中的养正观

养正,主要是指培养端正的心性、行为与人格。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养正"的文化,"正道"是其核心范畴与根本价值追求。儒家强调"诚意、正心"等八条目,释家强调"正见、正念"等八正道,道家强调"心斋、坐忘"与"修真"(真即"正"道,与旁门左道、歪门邪道不同),中医理论强调扶正祛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武学理论强调"中正安舒",等等。传统文化倡导国人恪守正道、弘扬正气、捍卫正义,通过正身、正心、正行等人格修养路径养浩然正气,做正派之人。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