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正气促和谐求发展

教会要发展,树正气是基础,也是关键所在。假如我们教会内没有一种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就不会有福传和赶超先进堂区的精神和力量。正气怎么树？当然离不开正面引导。我们要在自己的队伍内把“树正气”这个口号转变成实践与行动,让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追求正义、无私奉献成为每一位神职、教友的自觉行动。     

道德教育何以可能?——柏拉图《克利托丰》诠疏

现存柏拉图作品集中最短的一篇对话《克利托丰》（Cleitophon）究竞是否柏拉图本人的真作，这曾经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本文作者支持《克利托丰》属于柏拉图的真作，针对历史上的“伪作说”和“残篇说”提出了批评，然后详细阐明了《克利托丰》与《理想国》第1卷的密切关系。最后，作者区分了《克利托丰》的表面意思和深层教诲，并以“道德教育何以可能”为线索对该篇对话做了贴近文本的诠释。     

关于苏格拉底赞赏"子告父罪"的背景知识

文章对近期在《学海》和《江苏社会科学》杂志上展开的关于儒家"父子相隐"(父子之间不告发)的讨论进行了相关背景知识的澄清,作者以充分的、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指出苏格拉底出于理性、正义和法律的原则立场,冲破狭隘的血缘关系,主张父亲有罪儿子可以告发,这是对古希腊氏族伦理规范的一个突破,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却是符合当时的一般社会新思潮的。认为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主张父子相隐的观点是对这些背景知识不熟悉而导致的误读。     

“非正义”的批判概念

本文涉及"非正义"的批判观念问题,主要通过着眼于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批判、阐释和规范性)来关注非正义问题。首先,它澄清了批判的社会批评具有内在性的必要。其次,它关注了上述三分法各要素间的关系,并强调了这种分析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所带来的结果。它表明,只有在三个要素相互建构关系的链接中才能勾勒出非正义/正义的批判概念。     

颜师古与《五经正义》的编撰发微

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论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讨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倡导各种动物正义理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不仅能够更好地为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提供辩护,而且还能有效地拓展生态文明的文化空间,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卡里克勒斯式的道德异己者理应被说服吗？

我们拥有各种价值信念,也根据价值信念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群体;我们坚信某些价值是正确的,某些是错误的,且通常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对的一方;我们乐于说理和劝服,总是不知疲倦地寻求同声相应,而对于那些与我们的价值信念格格不入的“异己者”,又经常缺乏耐心与宽容。如果价值分歧是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而那些道德异己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现身于我们周围,那么伦理辩护可以让我们好好相处吗？就像古希腊的卡里克勒斯遇到苏格拉底,前者的“自以为是”被后者视为“秕言谬说”,而后者的“谠言嘉论”又被前者视若“虚谈高议”。然而,正是因为无处不在的价值龃龉,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为自己的价值信念提供应有的辩护,并展开充分的对话,以求超越个体视角的局限,达到维护公共理性的目的。     

重审民族责任与全球平等主义——对米勒相关理论的辩护与批评

在当代全球正义的讨论中,关于民族责任与全球平等主义的研究一直是热点话题。戴维·米勒提出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民族责任理论,并为民族国家承担集体责任与继承性责任进行规范性辩护。当前对于米勒的民族责任理论有诸多批驳,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这些批驳都很难站得住脚。然而,米勒在重视民族责任的基础上,拒斥全球平等主义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无论在抽象理论层面,还是在应对气候变暖等全球公共实践层面,民族责任只有与全球平等主义原则相结合,才是一种更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