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万民法》中的人权观

人权的普世意义一直是全球正义关注的焦点,也是后者的基础。罗尔斯的《万民法》将全球正义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万民法》中的人权观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概而言之,罗尔斯支持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观,并以之作为万民法的基础。但由于罗尔斯注重程序正义,拒绝任何形式的人性理论,他的人权观缺乏完善的论证基础。而且,由于罗尔斯过多强调人权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这使他的人权清单内容比较"薄",对合宜等级社会也比较宽容。理论上的这些特征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马克思、生产方式和正义：塔克—伍德命题的批驳

塔克和伍德认为马克思主张一种功能式的正义观,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道德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是在道德意义上进行的,其所构建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道德实践合理性为他斥责资本主义为不正义提供了依据.     

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

法的价值定位或取向是法的基本问题之一。正义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是法的首要价值。自由和公平作为建构正义理论的两个核心理念和价值维度,是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两条必然理路。竞争正义是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保护经营者竞争自由的权利因市场机制使然而具有优先性,而反垄断法对竞争公平的价值承诺应止于或限于竞争机会和竞争过程两个层面,否则就有可能会背离市场竞争机制及其功能。     

自主性与罗尔斯对正义与善的“契合论证”

罗尔斯对个人善以及正义感的说明,和个人自主性以及道德自主性的观念是正相对应的。而如果要充分回应某些理论家对契合问题是否必要的质疑进而把契合问题确立起来,罗尔斯必须承诺对一种个人自主性的尊重。但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主性,却并不支持罗尔斯对契合问题所作的康德式的论证。     

中国古代法律中伦理正义的三重意蕴

伦理正义问题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核心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念设计中,伦理正义作为政治伦理化的基本内涵而存在,并以古代法律为载体显示出价值导向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领域,儒家正义是中国传统正义理论的基本形态。将伦理正义作为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基本概念,必须确切表述伦理正义在儒家文化语境中的基本特质和表现形式。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论大卫·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

如何面对与处理环境危机,探讨环境恶化根源,哈维基于“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方法,以“空间生产”为视角,分析社会、环境和正义的关系,指出侵害环境正义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阐明实现环境正义的路径在于生产方式的替代、社会正义的复苏和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哈维的环境正义思想体现出差异性、过程性和对快速城市化发展地区居民、边缘性和被忽视的族群的特有关切.     

《马克思与正义理论》评介

正义概念一直是政治理论家最为关注的重要概念之一.自柏拉图起就是如此.在当代,正义理论依然是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主流话语,具有极强的学术号召力.其鲜明例证便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带来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空前繁荣.但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眼里,"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是令人关注的,但基本上是错误的,罗尔斯的正义概念让人着迷并令人钦佩,但它不合时宜而且抽象深奥,只有卡尔·马克思才是最易于理解的理论家,他追求概念的清晰明了"(《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第326页).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所具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殊魅力,中国学者在进行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时,更是不能不到马克思那里寻求答案.     

霍布斯契约理论的核心伦理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霍布斯的契约理论从自然状态的预设出发,人类经过激情欲求与理性选择,为了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状态下得以自我保存,彼此订立契约并让渡权利建立国家.自然法则的道德性和利维坦的正义与善,是霍布斯契约理论的核心伦理价值,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马克思关于森林法的道义辩论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评论,对普鲁士封建主义法律关系和道义观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一次公开维护贫苦民众的人权和物质利益,尖锐地抨击了议会辩论维护林木所有者等级特权、背离法理和道义的行径.评论不仅显示了马克思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逻辑力量,而且突破德国思辨哲学的空泛模式,从意识形态深及现实社会的经济领域,直入法理和正义的根底,并开启了他终其一生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