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     

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研讨会召开

正2013年10月27-28日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期刊杂志社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燕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领导代表以及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教     

写作思维学：为人类教育拨开迷雾

写作思维原理的揭示，给写作和作文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一事实再次证明：科学原理的揭示带给行为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认为，写作思维原理所揭示的也有人们普遍的思维原理，于是企图以写作思维原理为借鉴揭示出各科学习的一般思维原理、路径、技术，并以此拯救奄奄一息的普通教育。作者坚信，学习思维原理能把教学中的黑胡同照得明明白白，人类教学新纪元的黎明已经来临。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读传印法师《印度学讲义》

传印法师所著《印度学讲义》、《四分戒本述义》,一直作为中国佛学院的教材在使用。除此之外,他的《〈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净土决疑论〉讲记》和《日本净土宗》等著作也为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阅读。     

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荣获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本刊讯6月8日至10日,应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邀请,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访问泰国,并接受了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教育行政学名誉博士学位,成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