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穆斯林与清真寺的若干史料

在中国回族史及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中,西藏穆斯林与清真寺的研究是最薄弱的。马以愚、傅统先及其他中外学者所著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专著均未言及西藏的穆斯林与清真寺。前些年出版的《回族简史》亦不言西藏的回族。当然,西藏穆斯林与清真寺史的研究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有关资料及文献极为零散;另外,有些史料今日看来,也不适用。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土恩、报三宝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有一次,一位中年朋友若有所悟地对赵朴老说:“我现在想通了,干什么事都当作还债,这样就没有烦恼了。”朴老纠正他:“不!不是还债,是报恩。人的一生报恩是无尽的。”还债与报恩,从表面上很难区别,但究其内涵则是不同的。还债是被动的,报恩是主动的;还债无奈,报恩自愿。因此,其思想境界自有高低之别。按佛法来说,还债是业力,报恩是般若。赵朴老是按佛法予以纠正的,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佛是怎么说的。     

走向“和合人”——中国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的嬗变

理想的人的形象是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教育视域中人的形象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变迁而变化。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建构决定了教育必须培养“君子儒”与其相适应,突出了教育“善”的一维;近现代社会中国为完成经济转型实现工业化,要求教育培养“技术人”承担历史使命,展示了教育“智”的一维的合理性与优先性;21世纪,为解决时代危机建设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教育必须走向新的超越,培养“智”善”和合的“和合人”。     

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文化基础

古希腊作为西方悲剧的发祥地,曾涌现出了数位著名的悲剧家,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悲剧作品,在西方悲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古希腊悲剧的成就取得,和古希腊的精神文化密切相关。在古希腊民主、法治、理性、自由、乐观等精神的指引下,古希腊悲剧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论佛教的社会责任——从香港佛教谈起

二十一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世界成为地球村已成为事实,生命之间彼此忧戚相关。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由此产生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暴力仍然存在,丧失理性及不道德的现象随处可见,整个世界孕育了一种不安和的气氛。宗教因人而产生,也为人而存在。履行宗教的社会责任,拯救人文精神的衰落,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缔造和平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是时代赋予佛教的神圣使命。香港佛教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初,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法源流长,生机盎然。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香港佛教…     

基督教中国化论述摘编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自治、自养、自传”为特征的“三自爱国运动”开启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新篇章。以丁光训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界践行基督教中国化,其初衷就是要让基督教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中国化的历程不是简单的基督教加中国的机械运算,而是一个融入和再生的过程。     

故事中的哲理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一位西洋人,长期居住中国。时间久了,衣服也破了,但却无处制作新衣．十分苦恼。没有办法,只得找到一个中国裁缝,问他能不能做西服？裁缝回答：“只要有样式,就可以做。”于是西洋人就拿了一套西服,让他照着样子去做。     

难忘的时刻 美好的见证——松门教会一次“建堂特别奉献”纪实

1995年8月20日,是我们松门教会众肢体无法忘却的一天。“建堂特别奉献”在这天进行。到会的一千多会众,一个接着一个,川流不息地涌向讲台前的奉献箱。不到半个小时,超过100万元的财物奉献上来了!其中有美元。     

与人交往避其讳

人际交往从来就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人们更加注重如何处理好人际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交往实践告诉人们，和谐的人际交往来自交往主体的“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两方面的保障。有些人在“应做什么”方面做得很好，可在“不应做什么”方面做得很差，二者相互抵消，人际关系平平，甚至很糟。所谓“不应做什么”，用一句话表示，就是与人交往应“避其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