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仁义的普世价值与王道政治的情理支撑

仁指向人的情感世界,义指向人的理智世界,仁与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儒家价值根基.在儒家看来,仁义是至高至上、至尊至贵的,它既是人类的普遍尊严,也是一切政治制度的价值支撑.相对于仁义而言,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是手段,是工具,而仁义的实现才是人类的真正目的.从“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意义上讲,仁义是比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本质的人权.以德服人的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与追求,而仁义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价值支撑.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孔子“仁义”观的内在结构、普遍价值及现代补充

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义"与"仁"具有普遍的伦理学价值。"义"是规范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仁"是美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从"义"到"仁",孔子奠定了伦理学的逻辑基础。立足当代语境,需要对孔子的"义"与"仁"做必要补充:用"个体生命权利"观念补充"义",用"同命意识"补充"仁",如此方可使孔子伦理学符合当代现实语境,具有更坚实的逻辑基础。     

第二届“关爱动物国际会议”纪要

2012年7月3-6日,第二届"关爱动物国际会议"在荷兰乌特勒支举行。本届会议由国际关爱动物协会主办,乌特勒支伦理学研究所(哲学系)和兽医系承办。来自3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学者、政府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做了报告,还有很多学者通过制作和展示海报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会议不仅探讨了     

论有尊严的生活

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表现为主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内在价值。从逻辑上来说"有尊严的生活"是人性的本然要求。个体尊严之于生活的意义在于:尊严是个体坚强的精神支柱、个体稳定的品质保障和个体坚定的生活信念。如何实现"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深刻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个体与社会两个方面来探究个体"有尊严的生活"的价值内涵及其实现条件。     

略论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生态转向

通过论证大自然及其非人存在物的内在尺度和内在价值,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实现了价值范式由主观工具价值论向客观内在价值论的转换;通过论证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统摄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以及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实现了环境整体主义转向.客观内在价值论并不否认人的主观价值的存在,环境整体主义也不排斥而是包容了人类利益和个体利益,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价值范式的生态转向,通过强调道德的关系性和整体性而赋予了伦理道德以涵容更广的生态性.     

萨提亚模式的昨天和今天

<正>弗吉尼亚·萨提亚被公认为是家庭治疗的先驱。她最早贡献之一,就是在咨询中同时会见多个家庭成员。她和约翰·埃尔德金·贝尔、内森·阿克曼与默里·鲍温一起,对当时的治疗实践作出了非常大胆的挑战。这仅仅是萨提亚对家庭治疗和个人成长所作贡献的开始。现在,大多治疗师,尤其是家庭治疗师,不仅认为在咨询中同时会见其多个家庭成员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这已经成为他们工作中的关键。萨提亚是实践上的革新者。她很少记录或解     

明日之美学:再语境化?

本文的总主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的未来可能性。今日审美反思的若干尚处于萌芽的类型在未来的关键发展,对于美学自身在明日可能的发展新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有关相当新的审美反思可能给美学带来的未来可能性,而新的审美反思的产生与美学和伦理学传统组合的仍成问题的关系不无关联。这一目标与其说是对这些成问题的关系的标准理解进行批评,不如说是进行补充。本文的立足点主要是美学的而非伦理学的。笔者在这里的建议是,美学的某些新方向可以看做产生于我将称做的"再语境化",对于这种特殊的审美反思,我们不仅要从今日狭隘的学术角度去理解,也要从明日广阔的全球角度去理解。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在背反及其现代效应 ——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看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通过一种经验主义的辩证法讨论实践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在论述至善作为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时又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前提,这导致亚里士多德在面对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态度暧昧,陷入一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导致这种内在悖谬的理论根源在于亚氏没有明确区分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进而没有区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至善与经验意义的具体个别的善。这种混淆会导致仅具有知识论意义的具体的善的充当形上的善,即具体的善的僭越,同时也会模糊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的界限,从而导致美德的恐怖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