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对子痫前期影响的研究

为探讨影响子痫前期患者发病的因素,对照性检测了子痫前期患者羊水中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中胎盘生长因子的变化。结果显示：子痫前期患者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均明显下降,且二者下降水平呈高度正相关。故联合检测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将对评估子痫前期的病情及指导临床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医疗卫生产业组织研究与卫生政策

产业组织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卫生经济的发展需要借鉴它的手段和方法,需要研究医疗卫生产业组织的相关问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再造,都离不开医疗卫生产业组织研究.市场,特别是非完全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它的市场结构、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是卫生政策能够发生应有效力的作用点.     

生命的“支点”

这篇登圣殿之歌,是一篇优美而简短的热情澎湃的圣咏,飘飞的诗意,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倚赖母爱之般之主的怀中。虽《圣咏》第131篇只有三节,却文笔别具一格;抑扬顿挫,文从字顺,可读性强,朗朗上口。以色列人“登上”耶路撒冷去敬礼,年年重复歌唱着这篇不朽之诗。     

不同线索下特质焦虑个体的返回抑制

焦虑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近年来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热点。为探讨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特点及其返回抑制能力是否受不同线索的调节, 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29名, 低特质焦虑大学生28名完成线索-靶子任务。要求被试在提示线索消失后, 对位置进行快而准地辨别反应, 分别探索中性和情绪性提示线索下被试的返回抑制。结果发现：(1)在中性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平均反应时慢于低焦虑个体。(2) 在情绪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在负性线索下的反应时小于在正性线索下的反应时; 高、低焦虑个体在各种SOA条件下均出现了返回抑制, 但各组返回抑制量受到情绪线索的调节：在正性情绪线索条件下, 两组返回抑制量没有显著差异; 在负性情绪线索下, 高焦虑个体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低焦虑个体。这表明, (1)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受到刺激信息的影响：只对负性情绪线索出现注意警觉; (2)只有在涉及负性情绪信息时高、低焦虑个体返回抑制能力才有差异, 高焦虑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线索的抑制困难。     

消费行为领域中的调节定向

调节定向理论(Higgins,1997)超越传统享乐主义动机,区分出“促进”和“预防”两种调节性动机系统,近年已成为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调节定向影响着消费者购物决策整个过程,受被试因素(文化背景、自我建构)、刺激因素(信息框架、解释水平、非言语线索、商品属性)和情境因素(决策时间距离、任务操纵)的影响,通过直接作用、调节关联效应和调节匹配效应三种途径决定信息的说服效果,并且受到精细加工可能性的调节.管理者应特别注意具体营销情境中的调节定向,合理利用调节匹配效应.未来研究应关注调节投入理论、调节定向的前因变量以及同网络购物情境相结合,并探索如何削弱预防定向对营销的不利影响.     

对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审视与反思——以王宝洺案为视角

介绍了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历史,并以王宝洺案为视角,审视了我国现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在鉴定模式、鉴定资料真伪性、运用鉴定意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从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构建、鉴定资料真伪性决定权的归属、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引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对策.     

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773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大五人格与主观社会地位变化轨迹的关系：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为了考察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的变化轨迹及人格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对546名高一新生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4次追踪测试。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1）SSS呈阶段化线性增长,且个体间差异显著;（2）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均能显著预测SSS的初始水平;（3）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对SSS的第一阶段变化速度有显著预测作用。结果表明,SSS会在新生入学后1个月内初步形成,且人格与其变化轨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