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典学派及其神学思想

在被掳时期(公元前586—538年),以色列两个派别的历史学家完成了他们很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都试图要给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要为重建以色列的社团生活提供一个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两者的著作就是申典学派历史著作(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ical works)与祭司派历史著作(the Priestly historical works).申典学派著作包括《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本文引述各家思想,并提出一些笔者个人的观点,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同工同道对申典学派的研究兴趣。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荣辱追求

古语云：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管子也曾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立身行世,荣辱大分,“荣”和“辱”作为一对基本的道德范畴,自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文化精神活动之始便紧紧伴随着人类。所以,对荣辱的追求是道德理想的表现之一;求荣避辱,便是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积极行动。然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传统的荣辱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荣辱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     

关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历史学家们习惯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早期历史称之为“史前时期”,马克思在《&;lt;政治经济学批判&;gt;序言》中也使用了“史前时期”,但马克思在这里是另有所指,与习惯用法的含义不同。本来,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明确的,但朱唏先生在《马克思关于     

助推戒烟的行为干预策略

烟草危害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健康挑战之一。传统的控烟策略主要依赖健康宣教、烟草税和控烟条例等手段,但是较少考虑到吸烟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心理机制,因此仍不能有效帮助吸烟者成功戒烟。行为科学的发展为助推吸烟者成功戒烟提供了新视角。以实施主体和干预的影响机制为划分标准,可将助推戒烟的行为干预策略分为由政府和公共健康服务部门执行的情境型干预策略和认知型干预策略以及吸烟者可自主执行的情境型和认知型干预策略,一方面便于吸烟者和相关部门选取可执行的戒烟行为干预策略,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开发和验证助推戒烟的行为干预策略提供参考。虽然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干预策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未来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在真实世界中验证和评估戒烟助推干预策略的效果。未来也有必要进一步将行为改变技术融入到数字化的戒烟服务或应用小程序中去以提升其效果。未来也需要考察如何应用戒烟助推干预策略防止电子烟产品的负面影响并减少这类策略的误用和滥用。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意蕴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内蕴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把人类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主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是加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合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也是体现和彰显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价值共赢的伦理原则。作为建设健康世界和保护人类共同地球家园的根本大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内蕴和贯穿着对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以及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是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安全一体化的伦理方案。     

复活的黎明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妇女们面对着空墓,思绪万千;天使的话语,令她们惊喜不已。她们欢欣快乐,传报福音。耶稣基督的复活,揭开了人类历史崭新的一页……     

从对立走向统一——生态伦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危机。如何摆脱这一危机,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观点为走出这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思想亦为消解这种对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