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上海周易研究会成立CSSCI

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周易》,是人类历史上完整地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著作,中国人的类比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能力,就是在对这部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中得以训练和提升。所以,它被尊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以色列人在遭受非利士人多年的躁躏之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打了一场大快人心的胜仗。“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伏,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13节）对于以色列人,这场胜仗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平息了外族的骚扰,开启了和平的时代。然而,这次胜利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摆脱外邦人的欺压,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人通过这件事对上帝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对信仰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

制度公正与社会和谐代表了一个“好”社会理想的两端:公正是最低限度的好社会,而和谐是最大程度的好社会。对于社会的和谐运行来说,制度公正是基本要求,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发育公民的另一种道德内驱力——仁爱之德。而发育公民的仁爱之德,必须从构建公正的制度规则和坚固制度公正这个道德底线入手。     

试论中西伦理比较研究中的两难问题--从中国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视模式看

中西伦理比较研究的模式有三种多元共存、调和吸纳和挞伐排斥.这三种模式体现出比较研究中的几个两难问题比较研究的公正原则是否可能--个人立场与公正原则的互峙;全面地看问题能否做到--全面与部分的辩证;统一的比较标准可否建立--相对统一中的绝对统一;类比法的价值何在--言与意的比附与错位.比较伦理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些两难问题.     

社交中的默契奥秘：探索人际同步的循环式模型和神经基础

同步性是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人际同步以其独特的价值为个体发展、群体合作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人际同步中不同的社会机制、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构建了一个新的循环式人际同步综合模型,以揭示人际同步现象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人际同步研究中基于超扫描技术的研究范式主要用于联合行动、共同注意、交互式决策、情感交流和创造性问题五个领域。人际同步神经信号的变化已经被证实存在于右侧颞叶、额叶、左额下回等脑区,其中θ波、α和μ波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变化明显。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脑区内的信号对于人际同步现象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胡塞尔论语言的逻辑性在隐喻中的起源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     

从出土文物试析莒人对鸟图腾的崇拜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鸟形双鋬鬶,为莒人是最早崇拜鸟的氏族提供了物证。本文试从古代传说、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来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