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者自我概念的特点和相关理论

物质主义的经典研究分别从人格、价值观、目标和需要的角度界定和理解物质主义的相关现象。自我概念一直是贯穿物质主义研究的线索, 但直到最近研究者才试图以它为理论基点统摄与整合已有研究。相关研究表明, 物质主义者对自我的评价较低, 表现为低自尊、权变性自尊; 对自我的认识具有不一致性, 表现为自我概念不清晰、外显-内隐自尊分离、以及自我差距(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最近出现的两个综合理论——物质主义的自我逃离理论与物质主义的认同目标追求理论提出, 物质主义是个体将物质拥有作为逃避自我的方式或满足自我认同动机的手段。这两个理论弥补了现有物质主义研究缺乏整合性理论的不足。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借鉴有关自我概念的理论, 超越单纯的物质主义者自我匮乏的思路, 从而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物理世界的心理因果性何以可能?——基于对干预主义因果论的形而上学之思

不少学者将干预主义因果论应用于心灵哲学以解决心理因果性问题,但这种研究进路遇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究其根源,并不是因为干预主义因果理论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干预主义者没有能够为这一理论提供一种清晰的形而上学说明。干预主义理论所支撑的并不是非还原物理主义,而是基于稳健性的多元主义：世界上存在许许多多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实体、属性和现象,稳健性为我们相信这些实体、属性和现象是真实的提供了理由。稳健多元主义不是对物理主义的替代,而是一种不同于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物理主义形式,它能够兼顾物理的首要性和世界的多元性。稳健多元主义不但能够从形而上学层面支撑干预主义因果论,并能帮助其解决排除问题。     

戴震的道德絮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这些诠释可能都没有触及到戴震道德哲学的真谛。戴震论"心"既有"知"也有"情",论"情"既讲自然情欲也讲道德情感。在戴震看来,人类顺承天地生生之德,在孟子"不忍人之心"这一纯粹内在"反思性情感"的自主驱动之下,通过"自求其情""以情絜情"和"情得其平"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天下共遂其生"的普遍正义状态。戴震道德哲学并没有将道德动机简单归结为情欲满足最大化,也没有将絜情工夫简单理解成功利的算计,而是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发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平衡要求以实现普遍公平正义。这一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建构极具挑战性,能够自成一格,当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儒学新诠。     

外部诱导型制度变迁:欧共体与西班牙民主力量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因素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国际因素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民主化进程?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国际因素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两种主要方式:强制移植和外部诱导。本文拟以欧共体对西班牙的影响为例,来展示国际因素的外部诱导作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从"政治结构—行为者"和"政治精英—大众"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国际因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考察欧共体如何为西班牙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并促进其民主力量的成长。只有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     

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为建构区别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佩迪特主张用无支配自由观取代伯林式的无干涉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在将"无支配的干涉"纳入自由的范围的同时,将"无干涉的支配"排除在自由之外,认为国家非专断、非任意的干涉无害于自由,国家应积极作为以消除各种支配性因素的存在,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确立了积极国家的合理性.佩迪特反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自由并不预设任何政体形式的主张,认为无支配自由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关联,而论辩式民主就是其中可供选择的制度形式.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修订

以449名大学本科生为被试,对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进行中文版的修订,考察其信效度指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修订后的量表具有与原量表基本相同的三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MVS的三因素结构拟合较好;MVS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2,重测信度为0．830;MVS的效标关联效度良好。表明修订后的MVS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可作为测量我国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工具。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证成与反对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今平等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人们关于运气均等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外部之争"和"内部之争"两个方面:运气均等主义的外部之争是争论运气均等主义本身"能否证成"的问题,而运气均等主义的内部之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基本信条的前提下,争论应该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它.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运气均等主义要实现自我救赎,应扩大其关注的范围.     

“普世价值”考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全球伦理概念的提出,普世伦理一词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讨论。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在伦理层面上探讨问题。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于5月22日发表的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在学界和思想界引发激烈争论,并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从而把普世价值的讨论推向高潮。时至今日,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     

布伯宗教哲学的哈西德主义内在理路

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建构深受犹太教哈西德主义神秘范式的影响。后者近代从被动的律法主义向积极的信仰主义倾向创新与转换意义重大。通过脱胎于哈西德主义神秘范式之上的"我—你"对话哲学,布伯的宗教存在主义哲学不仅从信仰向度上实现了对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超越,同时也在对人之"生活世界"的强调中,实现了积极行动意义上的宗教普世主义关怀。与此同时,这一哲学建构本身的内在理路亦体现了现代犹太思想哲学化重构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悖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