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数字疗法研究现状及伦理问题分析

随着大数据体系、智慧医疗和云建设等方面快速发展,数字疗法为人类健康管理带来了全新解决方案,发展前景广阔,同时也面临不小的伦理挑战和问题。如果开发和使用不当,这些产品可能会给患者带来风险。通过梳理数字疗法在疾病管理和治疗方面的研究现状,显示其在糖尿病、高血压、神经康复等领域均有应用。在此背景下,数字疗法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应用过程中将面临隐私保护、公平公正、产品安全等伦理问题,进一步将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策略。确保数字疗法充分发挥其作用潜力,获得持续性发展,能够更好、更安全地造福广大患者。

     

社会互动视角下人际公平形成的脑机制

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被广泛用以探究公平行为, 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博弈中某一方决策行为和神经机制的探讨, 但是人际公平可能是互动双方重复博弈的结果。因此只考察单个大脑活动, 并不足以揭示由互动双方共同完成的社会认知活动的脑机制。因此, 本研究结合修改版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和基于fNIRS的超扫描技术, 从群体脑水平上考察人际公平形成的脑机制。行为结果显示, 相比无惩罚条件, 惩罚下提议者的分配金额更高, 且惩罚力度越强, 分配越趋近公平分配。fNIRS的结果显示, 惩罚下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下小叶和颞-顶联合区的脑间活动同步性显著强于无惩罚条件, 而且两条件的分配金额差异越大, 右侧顶下小叶的脑间活动同步性差异也越大。综上, 脑间活动同步性可以作为惩罚下人际公平形成的客观脑指标, 研究为探讨人际公平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来自ERP的证据

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和最后通牒博弈范式(ultimatum game, UG)考察了共情关怀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实验采用2 (状态共情关怀: 有共情关怀vs.无共情关怀) × 3 (分配公平性: 公平vs.劣势不公平vs.优势不公平)被试内设计, 共37名被试参与实验, 被试作为响应者选择是否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提议。行为结果显示劣势不公平条件下, 有共情情境的接受率高于无共情情境; 优势不公平条件下呈现相反的结果。ERP结果显示: 对于他人提出的优势不公平提议, 无共情情境较有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负的前部N1 (anterior N1, AN1), 有共情情境比无共情情境下诱发了更大的P2波幅; 有共情情境下, 他人提出的劣势不公平提议较优势不公平和公平提议诱发了更负的内侧额叶负波(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 MFN); P3在公平条件下的波幅较劣势不公平条件下更大, 并未受到共情关怀的调节。这些结果表明共情关怀不仅调节了公平决策行为, 还调节了公平加工的早期注意和动机及之后的认知和情绪加工, 但由P3表征的高级认知过程仅受到公平性的调节而不受共情水平的影响。     

3~8岁儿童对资源分配中贡献、努力和能力因素的权衡

研究选取3~4岁、5~6岁和7~8岁儿童,考察儿童在分配资源时对贡献、努力和能力因素的权衡,采用资源分配范式和在以上三维度上不同的人物故事情境。结果发现,各年龄儿童均最偏爱平等分配,相比之下,3~4岁儿童倾向分给贡献最大的个体最多的资源,7~8岁儿童则分给最努力的个体更多资源。儿童均较少按能力进行分配。随着年龄发展,儿童对贡献原则赋予的权重逐渐减弱,对个体努力的认可度逐渐增强,显示出儿童分配原则的发展变化。     

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

法的价值定位或取向是法的基本问题之一。正义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是法的首要价值。自由和公平作为建构正义理论的两个核心理念和价值维度,是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两条必然理路。竞争正义是反垄断法的伦理基础,保护经营者竞争自由的权利因市场机制使然而具有优先性,而反垄断法对竞争公平的价值承诺应止于或限于竞争机会和竞争过程两个层面,否则就有可能会背离市场竞争机制及其功能。     

“追名弃利”：权力动机与社会存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目前关于权力动机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动机的阴暗面,但是对权力动机的积极面尚不清楚。本研究从公平与合作行为的角度出发,分别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任务,探讨不同权力动机水平个体在内隐(眼睛线索)或外显(他人在场)社会存在下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不同。结果发现,在眼睛线索或他人在场条件下,相对于低权力动机者,高权力动机者表现出更高的公平与合作水平。然而当没有社会存在线索时,高低权力动机者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提示高权力动机者出于名誉和地位的策略考虑,也会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影响

本文通过3个实验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系统分析,研究了社会拥挤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结果发现社会拥挤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自我提升类产品的偏好,自我提升需求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社会公平感知和地区就业率对社会拥挤的这一偏好增强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即当个体感知社会公平性高或身处低就业率地区时,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促进作用会被强化;反之,主效应会被削弱。     

公平偏好的电生理测量：来自脑电、皮肤电和心电的证据

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追求公平的偏好,即人们在追求个人收益时也会关注收益分配的公平性。随着电生理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电生理技术对公平偏好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从脑电、皮肤电、心电等方面梳理公平偏好的电生理机制。脑电的研究发现,公平偏好相关的脑电主要涉及反馈相关负波和P300;皮肤电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公平分配,个体在不公平分配情况下其皮肤电的激活水平更高;心率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公平分配,个体遭遇不公平分配时其心率降低。研究公平偏好电生理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公平偏好的产生根源与形成过程。未来可从公平偏好电生理的整合研究、公平偏好的脑成像与电生理的整合性探索,以及拓展公平偏好电生理的外部效度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展开进一步探究。     

健康公平--概念、影响因素与政策

长期以来健康不平等和不公平一直是卫生改革与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并已经成为了国际卫生政策的主要方向.在国家之间健康不平等和不公平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产生疾病和导致死亡率差异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形成机制,将健康不平等作为疾病病原学的一个函数,关键措施是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在中低收入国家,人们却趋向于通过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