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演变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军事理论史上的高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自己的哲学渊源以及发展、演变历史,而《老子》的思想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对矛盾事物的辩证看法,对其奇正、生成等理论的继承和化用,而且表现在对其中道等哲学理念的发展和演变。最后,孙子突破了《老子》的束缚,在总结哲学理论与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矛盾论的思维出发,以取胜为思想核心,铸就了《孙子兵法》这样一部伟大的军事论著。     

“一带一路”愿景下跨欧亚大陆的反极端主义中欧合作——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愿景贯穿欧亚,连接着中国和欧洲经济圈。中欧合作内涵和领域都在逐渐深化。极端主义在欧亚大陆是中国与欧洲诸国共同面对的政治挑战。反极端主义涉及到从官方到民间的安全认知、身份认同、文化互动、信息交流、历史记忆交融等国际交往命题。可行的中欧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演化路径从官方、精英、群体细化到个人;合作内涵包含信念、制度、组织和秩序;合作领域从基础合作发展到成熟合作,具体互动模式多样。本文依据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对中欧基于信仰合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继而结合欧亚大陆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渗透的现实威胁,探讨中欧之间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的可行性和价值。     

“婚姻新十诫”

正旧约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十诫是以色列人与神、与人、与物等的根本关系准则。后世无论是以色列的613条律法以及摩西五经中留下的诸多戒律,还是犹太人的《塔木德》,都是建立在摩西十诫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摩西十诫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卓越的根本。健康的生活与关系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原则之上的,根据摩西十诫的原则,也借鉴了教会中先人的启发,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夫妻亲密关系的秘诀,我们规划出夫妻十诫:     

生命在阅读中高贵与优雅

正人都想要高贵与优雅。许多人有钱了就去买奢侈品,拼命往自己身上堆积昂贵的东西。那么,高贵与优雅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仍然保持勇气和淡定。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勇气是在压力下仍然能够表现出优雅。因此,高贵优雅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你面对他人乃至这个世界,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善良与宽容、坚强与淡定、宠辱不惊的定力,这一切都是精神力量。坚持阅读,就是获得这种力量的最有效方式。阅读的目的不为别的,其实就是开启心智,成熟情商,解除     

真人应“露相”

有的人摊上了好事儿、喜事儿,或真的心想事成了,就手舞足蹈,喜形于色;若遇上倒霉背运、遭殃受难的事儿,立马心烦意躁,满面愁云。这种人有喜则喜,有忧则忧,不饰遮掩,感情外露。这岂不是做人的坦诚与真实?对于这般赤裸裸的、从里到外透着真实的人,人们历来看法有别、褒贬不一。有人喜欢含蓄荣辱不惊的人,认为他们深沉稳健理智,心里藏得住感情的千变万化,终成大事。有的人虽然不公然反对有城府、含而不露的人,     

心里难过

正深夜里电话铃响。是朋友的电话。他说:忍不住要给你打个电话,我突然心里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这样,没别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从困倦中醒来,忽然非常感动。我也曾有这样的情况。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常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情绪确可以称之为难过。并非有什么亲友故去,也不是自己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恰恰相反:也许刚刚经历一桩好事快事,却又无端地心里难过。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     

对“圣战”的简略考察

历史地考察圣战极其必要。那种为宗教、为信仰而从事的战斗即为圣战,并非阿拉伯的特产。伊斯兰教未将圣战纳入宗教功课表明,它并未被伊斯兰主体社会奉为信条,亦非信众的宗教义务。反对当前宗教极端主义频频宣教的圣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死亡的尊严:儒家和西方观点的比较

死亡的尊严问题是当代生命伦理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医疗实践中,各种新的医疗技术在老年人临终阶段的应用,已经引发了各种维护死亡的尊严之激烈争论。本文试图重建儒家的人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之基本含义,并从这些观念出发,对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生物学生命之关系,死亡的尊严与人的痛苦之关系,以及死亡的尊严同人的自主性之关系进行分析,并与西方思想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做比较。文章还表明了,儒家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是对以上问题作出的更好回答,它有助于化解西方死亡伦理研究中出现的概念混乱和理论矛盾。     

世界本原、感性知觉与人的思维——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片段解读

在马克思留存下来的文献中,摘录、笔记和批注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其中有的基本上都是他人著述的摘录而几乎没有他本人的评论,且因语义晦涩、议题纷杂、思路难辨,被国内外研究者所忽略。借助所摘录的书中提供的比较视野,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把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感性知觉和人的思维各自的多重所指和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作了相当细致的梳理和甄别,并以此孕育了他最初理解世界的哲学意识,与其后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逐渐深化的逻辑序列。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