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

2017年11月18日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召开。以下几篇文章来自研讨会发言。杨善华从涂尔干的处事风格、社会责任、学术执着的角度,讨论涂尔干的为人与为学品质。苏国勋突出了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及其道德科学色彩。王楠讨论了《自杀论》对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分析,突出涂尔干在危机时代重建道德秩序的努力。赵立玮进一步探讨涂尔干视自杀为总体社会事实的观念,凸显涂尔干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悲悯情怀。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道德传统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道德传统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努尔曼·马贤伊斯兰教在南朝鲜同我国当代社会相适应的联结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是不能不看到，以往由于忽视传统道德教育，尤其在１０年浩劫期间，...     

待人如己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基督教的道德,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并没有教导任何全新的道德,新约中的金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先要怎样待人)只是人人在心底下都已知道的当行的事,伟大的德行教师从来不提出新的道德教训,只有假师傅,或者狂人才这样做,约翰逊博士说得好,人所需要的是提醒,这比教导重     

评中国思想家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探索

儒家礼法合一论的真义是对“善法”的追求 ,对“恶法”的否定。因为善法体现了儒家的道德精神 ,反映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而恶法则是反人道的。墨家强调“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其真实的意思是不道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 ,与儒家的礼法合一论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 ,从而否定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据。今天 ,我们在立法中贯彻道德的法律化取向需要谨慎从事 :一是注意把那些体现时代精神、合乎社会潮流的道德予以法律化 ,不能把落伍于时代的道德法律化 ;二是切忌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必须认识到 ,应该法律化的道德只是“底线道德” ,而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 ,否则就是强人所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道德教育模式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道德教育模式的比较,总结和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道德教育模式的特色和不足。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对近五十年来的道德教育进行比较科学的评价,总结成败得失,这对今后构建现代化的道德教育模式和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音乐伦理原则探析

音乐伦理原则是调整音乐主体之间关系的普遍要求和根本准则,也是指导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欣赏等活动的总方针,还是衡量音乐主体行为与品质的价值标准。音乐伦理原则是音乐伦理关系形成而产生的必然;是音乐伦理中占主导地位并起决定作用的普遍法则;确立音乐伦理原则是解决当代音乐道德问题的有效措施。以人为本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自由创造与道德责任相结合、美善合一是音乐主体必须遵守的三个重要伦理原则。这三个原则相互协调、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音乐伦理的价值准则框架。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得荃忘鱼"、渔父哲学与当代道德"救亡"

明末顾炎武曾把易姓改号称为“亡国”,而把道德沦丧称为“亡天下”;清末严复写《救亡决论》一文,为民族救亡大声疾呼。今天中国虽无“亡国”之忧,却有“亡天下”之虞,“得荃忘鱼”的病象,“渔父哲学”的盛行,厚黑之道的猖獗,使“道德救亡”已成为当前中国最迫切的现实课题,中国不应回避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这个问题,只有清理历史传统、改造社会生态才是“道德救亡”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