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管子》"人与天调"的生态观

《管子·水地》等篇章,阐述了人类应合理地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常态,它们忠实地记载了管仲及其学派在倡导农业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环境与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思想。     

从出土文物试析莒人对鸟图腾的崇拜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鸟形双鋬鬶,为莒人是最早崇拜鸟的氏族提供了物证。本文试从古代传说、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来加以探讨。     

《中庸》"诚"字蠡测

“诚”是一个包含“人质”、态度、方法、途径等复杂要素在内的哲学范畴。由诚而明,明明德而达至善,这既是一种学者心法,又是一种内圣道路,还是一种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思维溯源。由“诚”“入德”即朱熹读解《中庸》的法门之一。     

先秦礼乐观念的形态及其衍化

对传统礼乐文化不同态度,除了时代变迁,还缘于主体在不同意义层面上言及礼乐.从字源上看,礼乐昭显了一种文明生存之追求.先秦思想世界中的礼乐呈现出礼乐之文、礼乐之情及礼乐之本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儒家思想历史展开,渐次凸显对此三者一体性关系所蕴涵的"合内外之道"追求.先秦礼乐不同观念形态间的演化,既是先儒对礼乐认识的推进与深...     

"大勇"与"小勇":孟子"勇"观念的哲学分析

"勇"作为一种道德内驱力,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有提撕作用.孟子区分了大勇与小勇:小勇是驱动性作用,聚焦于外在目标,体现于生理、情绪的变化,着眼于个体实践行为的展开,可通过自身的修养加以调整;大勇是保护性作用,聚焦于内在目标,采取理性、道德的特殊形式,着眼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的完善,是道德主体战胜困难、臻于理想人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