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神关系论略

中国国家的形成与祭祀的集中密切相关--或者说,通过对祭祀对象的掌握而掌握对不同民族的权力,这是中国国家形成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人与神的关系既体现为人与祭祀对象的关系,也体现为人与神的代言人-巫师集团的关系,它使中国的王权与神权一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在中国商代有着鲜明的表现.     

从《活于感恩祭的教会》反省感恩祭与教会的关系

耶稣基督在祂的临别赠言中对门徒们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便得不到永生。"然后又对门徒说:"我的肉就是真实的食粮,我的血就是真实的饮料。谁若吃了、喝了便得永生"。当时的门徒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当时对他们讲的是什么?直至最后晚餐时,耶稣基督亲自将祂自己以饼与酒的方式交托给门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道书分类法之我见

本文概述、评论有关道书的各种分类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新的分类系统。     

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性”问题

市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是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搞市场经济是否按价值规律办事,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利益的使用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总是与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相联系的。正确地揭示经济活动的 “道德性”问题, 制定获取利益方式和利益使用方式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是摆在经济伦理学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CSSCI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有”、“无”之辨——《老子》第一章再读解

<正>《老子》第一章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也可视为整部《老子》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定其所导,"名"("恒名")由此而明其所谓;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自《韩非子》以至于汉魏以降,《老子》注疏之众不可胜数,而诸注之意境则大都可从其对于第一章的诠释判别高下。今以帛书《老子》为底本,参酌世传碑、刻、注本,于前贤思绎之未尽处对《老子》第一章再作申解,以期寻取"众眇"所通而我心所契的玄理之门。或有未当,方家正焉。     

论“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规律

<正>一、"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探讨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中,早已具有"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刻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立场,思辨地把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