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思孟“五行”说批判的再认识

荀子激烈批评思孟"五行"说的原因学界有过多种看法,而其深层、根本的原因却在于在荀子和思孟之间存在思维和哲学基础的根本差异,荀子所持有的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而思孟"五行"说坚持的是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前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因为在孟子所因循的子思代表的春秋文化和荀子所站立的战国后期文化之间,知识范型与符号体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可以从"五行"说产生和流变的几个阶段中清楚地看到。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墓祭“非礼”与“成俗”研究

墓祭是儒家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礼仪,但古代是否有墓祭一直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厘清。究其缘由,主要有三:一是墓祭概念界定不清,二是古无墓祭之古的时间节点不清,三是墓祭非礼与有无因不属于同一层次的话题而纠缠不清。非礼属于价值层面的话题,而有无属于事实层面的问题。从价值上看,狭义墓祭乃非礼勿容置疑;从事实层面看,广义墓祭在秦汉之后已经成俗。     

是“经学”、“法典”还是“礼典”?──关于《白虎通义》性质的辨析

文章针对学术界普遍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的主流观点,对经、礼关系和“法典”一词的古今含义进行辨析,认为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都是不够准确的。文章随后分析了汉礼的制作过程和汉章帝制礼的主观意图,认为《通义》是章帝为制作汉礼而预先对诸礼义理和礼制框架进行甄别与审定的产物,它直接派生了章帝命曹褒撰定的《汉礼》,因此把它定为"礼典"是比较恰当的。     

梁武帝与南朝的儒学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已频于消歇。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自西汉以后从未动摇,只是一度削弱过。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帝王,总是关心儒学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人们把南朝帝王,尤其是梁武帝奉佛看得极为严重,并得出梁武帝因佞佛而亡国的结论。其实,处在南朝战乱频繁,佛、道思想流行这一历史时期的梁武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也最具特点和代表性。这与梁武帝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新释(二)

原文：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 译文：正因如此,我们所信三位一体之一,景教徒所尊崇的弥赛亚,隐藏真神的荣威,如同凡人一样降生到人世间。     

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礼学尤明”时代。本文立足社会现实,围绕君权、族权的巩固,展开对当时礼学盛因的探析。以为战乱后重新整合社会秩序,离不开礼仪的实施及礼学的教化。其间,帝王意志起了很大作用。而南北朝为宗族社会典型期,宗族对等级亲疏关系的重视,也导致礼学的发达。另外,文章认为南朝礼学的兴盛,也是儒学与玄学佛教相抗争的结果。玄学佛理的流行,促使儒士经师加紧对儒典的深入研究,礼学则为儒学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北朝社会各阶层因其特殊的条件,更加热心于儒学的教化工作。最后,文章又从经学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去解释礼学兴盛原因。以为郑玄《三礼注》起了重要作用。     

穆斯林“净礼”和“割礼”的预防保健作用刍议北大核心CSSCISSCI

了解农村男性穆斯林行"净礼"和"割礼"对尿路感染及炎症所致的尿路刺激征的保护作用。采用义诊现场问卷,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聚居地区360名20～60岁男性穆斯林农村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割礼"和"净礼"对防治尿路刺激征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致理想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