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想到我国教会的妇女事工

1989年1月,我曾在《天风》上发表一篇短文——《进一步开展我国教会的妇女工作》,是在陪同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上海、南京、北京三个城市后,有所感而写的。亚洲基督教妇女议会是亚洲和大洋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妇女的组织。     

《仪礼·昏礼》“问名”诸经说探赜——兼议礼教观念对于经说之影响

《仪礼·士昏礼》“六礼”有“问名”一节。郑玄认为“问名”目的在于询问女方姓名,归而占卜吉凶,唐代孔颖达、贾公彦等学者的疏解均不同于郑玄。清代大部分学者则将矛头直指郑玄,认为郑注有误。继郑玄之后,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种之多。实际上,在如此纷繁的解说中,包括郑玄在内的学者们都受限于礼法名教,故此对“问名”衍生出多种认识。后世学者基于“妇讳不出门”的礼教观念,对郑玄注有不同程度上的误会,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荀子“礼者，养也”的多层意蕴及其不同效应

作为对礼的最具概括性的表达,荀子的“礼者,养也”命题有着多层面的意蕴。在对人的普遍之养的形式之义之后,其实质意涵在于对不同身份之人的差序有别之养。其内容包括形身之养与灵性之养两个维度。养有所别的极致体现是尊君之养,即以礼彰显王者的至上地位与至尊之威。荀子试图通过激发王者对人生至境的追求,以其德与能求得天下安定,实现王者的内在欲求与万民福祉的双赢统一。这一思想与儒家的其他理路一起,促进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圣王情结”的形成,最终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中的“文”

《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史围绕且聚焦于“德”,并塑造了德礼体系;孔子则进一步突出“仁”的意义,在仁礼互动关系下重新阐发了“文”。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本书立足《仪礼经传通解》整书,结合先秦至清代各类文献,遵从文本文献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的原则,研究《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之间的异同点,考察朱子学派在礼学文献、礼例、礼图等礼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影响,勾勒出被隐蔽的朱子学派礼学发展史和接受史,对朱子礼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填补价值。     

“礼”的道德意蕴

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对于个体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从而将外在的礼义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进而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     

“门庭”的冷与热

对一般人而言,“门”是家的象征,进“门”就是回家,而出“门”则意味着离家远征。如果把家放大．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也有“门”,“城门”、“国门”是也。     

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从礼玄之辨看魏晋名士的伦理困境

汉晋之际 ,我国伦理学说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就是礼教伦理的衰退和玄学新道德观的兴起 ,随之出现了元康“任诞”士风。围绕着“礼玄之辨” ,玄学名士批评了礼教伦理虚假的和宰制性的本质 ,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本性的新的理解。但在这一伦理学说的解构和重建过程中 ,却在多个理论触发点上暴露出玄学新道德观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圆融处。本文考察了王弼、向郭 (向秀、郭象 )的伦理学说以及阮籍、嵇康的道德践履观 ,指出了魏晋名士在道德理论和道德践履方面存在的困境。     

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

曾国藩在晚清的学界、政界均有很高的声誉。本文主要以他的礼学为重点,探讨他的学问与治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曾氏“无所不窥”的学问追求中,礼学一直是他关注的学术重心,并包括了礼经学、礼仪制度考订、礼学理论等各个方面。他的礼学所以体现出“兼综汉宋”的学术旨趣,其实均源于他以礼治人的经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