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     

是“经学”、“法典”还是“礼典”?──关于《白虎通义》性质的辨析

文章针对学术界普遍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的主流观点,对经、礼关系和“法典”一词的古今含义进行辨析,认为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都是不够准确的。文章随后分析了汉礼的制作过程和汉章帝制礼的主观意图,认为《通义》是章帝为制作汉礼而预先对诸礼义理和礼制框架进行甄别与审定的产物,它直接派生了章帝命曹褒撰定的《汉礼》,因此把它定为"礼典"是比较恰当的。     

荀子"进则近尽,退则节求"的理欲观

荀子全面地批判和继承了先秦思想家的理欲观,建立了以其宇宙观、人性论为基础的"进则近尽,退则节求","以道制欲"的,充满了辩证意识的理欲观.荀子的理欲观是先秦理欲观发展的顶峰,其中诸多有价值的东西于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梁武帝与南朝的儒学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佛学的冲击,已频于消歇。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自西汉以后从未动摇,只是一度削弱过。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帝王,总是关心儒学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人们把南朝帝王,尤其是梁武帝奉佛看得极为严重,并得出梁武帝因佞佛而亡国的结论。其实,处在南朝战乱频繁,佛、道思想流行这一历史时期的梁武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也最具特点和代表性。这与梁武帝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新释(二)

原文：于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诃,戢隐真威,同人出代。 译文：正因如此,我们所信三位一体之一,景教徒所尊崇的弥赛亚,隐藏真神的荣威,如同凡人一样降生到人世间。     

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门庭”的冷与热

对一般人而言,“门”是家的象征,进“门”就是回家,而出“门”则意味着离家远征。如果把家放大．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也有“门”,“城门”、“国门”是也。     

从礼玄之辨看魏晋名士的伦理困境

汉晋之际 ,我国伦理学说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就是礼教伦理的衰退和玄学新道德观的兴起 ,随之出现了元康“任诞”士风。围绕着“礼玄之辨” ,玄学名士批评了礼教伦理虚假的和宰制性的本质 ,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本性的新的理解。但在这一伦理学说的解构和重建过程中 ,却在多个理论触发点上暴露出玄学新道德观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圆融处。本文考察了王弼、向郭 (向秀、郭象 )的伦理学说以及阮籍、嵇康的道德践履观 ,指出了魏晋名士在道德理论和道德践履方面存在的困境。     

孔子之“仁”探源

"仁"为儒学之本,传统研究或拘泥于儒家的学术传统,或从认识论、伦理范畴等角度着眼,并存在忽视孔子之"仁"逻辑起点的不足。而从中国式思维的角度出发,基于儒家诞生的人文历史背景,另立一说以阐明孔子之"仁"的背景、生成和内涵,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孟子经权之辨的生存哲学阐释

孟子的经权之辨包括两种权变智慧:一是"激进权智",一是"温和权慧".对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礼仪规定行使否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激进"的;当他人不遵守礼仪规定,而自己却对礼经行使肯定性的做法,这种权变就是"温和"的.发人深思的是,行使"激进权智"所支付的成本有时可能是较"温和"的,而行使"温和权慧"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激进"的.对这一经权之辨进行生存哲学阐释,可以为现代人生提供某种智慧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