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儒家君子人格的跨语际旅行--兼与Gentleman(绅士)比较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在跨语际旅行中突出了地位、智慧和德行三个方面。但是近些年却有更多译本将其与惯常译名gentleman(绅士)相比附。通过溯源与比较可以看到,"君子"与gentleman只有一部分交合,以gentleman对应"君子",使得后者丰富的内涵无法得以展现。     

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影响

收入分配公平判断是人们对自己收入所得公平与否的主观评价。通过对参照点和收入金额的控制,探讨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1)民众的收入公平判断受参照点的影响,在有参照点的情景下比无参照点情景下更感觉不公平;(2)不同工资水平下,民众的公平判断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民众对低于平均工资的“受损”比高于平均工资同等金额的“受益”赋予的公平感的权重更大,即存在得失感受的不对称;(3)不同的工资参照点、多得和少得的分配结果共同影响民众的公平判断,即损失规避在参照依赖对公平判断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对医生角色行为的道德判断研究

2020年初,在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医生是战“疫”的重要角色,也是最受关注的职业群体。这次疫情是否改变了以往因医患矛盾而引发的大众对医生的道德判断?本研究采用徐科朋(2019)编制的道德判断材料,以非医护专业大学生为被试,用实验法分别比较了疫情前和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判断。结果发现:(1)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公平行为上的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中,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关爱、忠诚、权威行为上,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前。(2)在整体不道德行为上,疫情中大学生均对医生的评价比对照组严格。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背叛、颠覆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宽松。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伤害、背叛、堕落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严格。(3)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整体不道德行为和各维度不道德行为上的评价较疫情前均更加严格。     

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双重维度的统一

在马克思一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种维度,即青年马克思以道德批判为主导,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向以科学批判为主导。如何看待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学界围绕此论题存在着争论。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从道德批判转向科学批判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以科学批判为标志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亦并未抛弃道德批判的维度,这两种批判维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之中,单纯强调一种批判维度而贬低甚至否定另一种,都是片面的。     

网络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由中国伦理学会、韩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于201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韩国举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100余位伦理学研究者和道德教育工作者出席会议,中韩两国与会者围绕"网络时代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一、网络社会的伦理变革韩国东国大学金辰仙博士从客观主义伦理学的视阈讨论了网络时代超连接(高度互联)社会的道德意义。客观主义伦理学重视每个人的发展,主张道德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鼓励个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共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中国学校课程教学调查项目”中1811名八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样本进行调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的关系,考察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数学成绩;(2)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亲子沟通、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成绩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探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抑郁问卷,对98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比较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大学生抑郁; 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正念在社会比较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正念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价值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正念起到了调节作用。     

道德关怀范围的持续扩展——从非人类动物到无生命的机器人

人类道德进步的历史就是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历史。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区分了道德行为体与道德承受体,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扩展到了人类物种之外的自在物。当代机器人伦理学接过环境伦理学扩展道德关怀的接力棒,不仅把道德承受体的范围从自然存在物扩展到了作为人工制品的机器人,还把道德行为体的范围扩展到了具有道德功能的社会机器人。随着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行为体和五类不同的道德承受体。为了应对伦理共同体成员的增加所带来的伦理挑战,需要建构具有拓展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科学主义与全球主义性质的新型伦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