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浅析庄子的“道”“知也有涯”“去私”思想的现实意义

庄子作为古代伟大的哲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闪烁着中国古代先人的高度智慧,并对现代人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庄子》一书内容丰富,体例庞杂,今人对此考证甚多。一般认为《庄子》33篇中,有些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些则是其后学续作,其观点也有相异之处,然从总体上看,这些差别是细微的,大同小异。故本文不准备加以细分,仍将《庄子》一书视为庄子思想的整体看待,以探讨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苔蕾丝·德斯盖鲁》看莫里亚克作品中基督精神的隐喻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莫里亚克用深刻的精神洞察力创作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使之超越了国家和宗派的疆界。作者将其基督精神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爱、忏悔等观念融为一体,并以此来含蓄地书写其宗教理想。本文即以《苔蕾丝·德斯盖鲁》为代表来分析莫里亚克作品中基督精神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周易》哲学思想简析

《周易》是我国留传至今的最早的典籍之一。但一提起它人们就与占卜、算卦、封建迷信联系起来。“算卦”成了《周易》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周易》的曲解。《系辞》讲:“《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见《周易》作者也不认为它是纯卜筮之书,而是更多地包括了其他内容。当今不少学者认为《周易》     

杨万里易学中的"二五之应"问题

杨万里治<易>参证史事,对"二五之应"问题尤其青睐.因为它不但得象、得体、得时,还得用.杨万里尤其重视它的"用"问题,由于这个"用","二五之应"不但贯通天人,也彰显史事宗义理派求真、务实的治<易>特色.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公益行为心理研究的奠基之作——评专著《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互助互济、扶弱济困优良传统,老子的慈、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守望相助、墨子的兼爱等等,都含有丰富公益慈善观念。在新时代,公益行为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鼓励广大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阳明心学是先秦儒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众所周知,王阳明自己十分自信的学问就是致良知之学,虽千经万典莫逃焉。但是在笔者看来,鉴于明朝中后期的特殊环境,王阳明还有没说透的话,那就是他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切理论环节,全部走的都是一条从心性到政治的路。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有对社会现实、皇帝以及官僚集团的批判。这种路数与孔、曾、思、孟完全是一致的,与儒家经典《尚书·尧典》、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阳明心学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追随,是中华文化合符逻辑的发展。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生生论(Zoetology):一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新名称

古希腊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以“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qua being)”或“存在本身(being per se)”为基础的实体本体论,它确保了人类经验的基础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由于eidos和telos的结合是个体事物(如人)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这种“实体(sub-stance)”必然在变化中保持不变。这种基础或本质包含了事物存在的目的,并且是对所有特定事物“作为这类事物意指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a thing of this kind)”的定义,从而设定了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的边界,使事物具有非此即彼的严格同一性。在《易经》中,我们找到了一套宇宙论假设词汇,和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差异鲜明。这种宇宙论假设通过将儒家经典置于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中,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语境。为了与关于“on”或“being”的基础假设形成有意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借用希腊的“zoe(生命)”观念,创造一个新词“zoe-tology”,意为一种“生的艺术”。这种宇宙论始于自我生生,它本身就是变化背后的动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无限“生成”的世界：不是现成的“事物(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