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教内丹学中的"阳生""先天一炁"的"二源性"矛盾

在内丹学中,存在着一个"肾炁"与先天"祖暴"均被视为"阳生""先天一炁"之惟一来源的矛盾问题."生身受气初"的先天"祖炁"不能等同于"阳生"之"先天一炁",而只是后者的来源组成之一;而在细分后的"肾炁"中,"阳生肾炁"则可视同为"阳生""先天一炁",即"阳生肾炁"是后者的惟一来源.这样,"阳生""先天一燕"的"二源性"矛盾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化解和诠释.     

物我两忘,静谧悠闲——论禅画意境对观众审美心灵的影响

禅宗是心智科学,以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特殊方式启迪人的本觉智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本来是无挂碍的、不能以任何思维模式局限的,然而唯其如此,才更显出禅宗文化具有无限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对中国水墨画意境的升华起了重要作用.     

浅析“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的成功之道

著名的流行音乐之王Michael Jackson(迈克尔·杰克逊)1958年8月2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2009年6月25日因心脏停搏在洛杉矶逝世.由于他的美德、成就、才华、贡献等多方面原因,他的逝世很快让全世界近30亿人为之震动.     

《杂卦传》真的存在错简吗

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是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后见之明研究综述

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     

《易经》与“心理分析”——重访爱诺思

作者以爱诺思的易经研究及富有特色的《周易》译本．作为一个例子,来反映《易经》对心理分析的彤响。     

《老子河上公注》养生教育思想探析

《老子河上公注》 ,又名《老子河上公章句》 ,是东汉养生家所作的一部注老之作 ,托名“河上公”。是汉代崇黄老和修仙道思潮融会与演变的历史产物 ,也是《老子》由道家学说向道教教义演变的过渡性著作。《河上公注》尽管依经为注 ,不是专门独立的养生教育专著 ,其养生学说也不能形成首尾完具的理论体系 ,但从其散见于各章的注文中 ,可以看出其中饱含着丰富的养生教育思想 ,而且通观互照 ,首尾照应。围绕治身养性 ,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 ,以益寿延年、长生久寿为目的 ,阐释爱气、养神、抱一、守性、无欲、和气等养生教育观 ,为进一步完善道家…     

希望：一个宗教哲学问题

希望是一个涉及终极关切的宗教生存论问题。康德在能够知道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之后,提出可以希望什么,并将这一问题视之为宗教解决的问题,因为出于实践理性要求的至善作为希望的最终目的,由于此生的有限性而引向了不朽和上帝;正是由于人生存在的时间有限性,生死导致的虚无问题更是作为一个生存论的挑战摆在了面前,存在还是不存在将人引向了对于永恒的期待,使希望成为一个终极关切的宗教性话题;正是在对完满至善和生命永恒的希望里,打开了走向无限性的未来可能之路,在这条路上无论是要解答人类存在本身的已是和未是之间的冲突,还是要将超自然的末世期盼化为开启崭新当下的起点,希望都是一种自由而超越的行为。它来自于希望者,即具有自我有限性意识而试图超越之人的自由存在本性。     

“怨恨”的道德哲学分析及其“精神救赎”

从道德哲学角度考察和反思近些年来伤害无辜民众的社会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关涉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伦理事件,其精神根源是“怨恨”。“怨”作为“自我心灵折磨”,直接导致个体的“精神沉沦”,并以“匿怨”的形式破坏着个体“正人心”的内在德性修养。由“怨”的“自我心灵折磨”向“恨”的“自我心灵毒害”的转化,使“恨”在精神中又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情感态度,现实化意志行为,最终摧毁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联结。因此,要有效化解“怨恨”的分离力量,需要发挥“爱”的伦理同一性力量,即培养个体“爱的能力”。首先,应当发挥家庭以“爱”为核心的伦理教养功能;其次,需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培养个体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爱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对德性的向善性和“爱”的伦理同一力进行“精神融合”,从而促使个体以德性的超越力量从各种人生困境和人伦矛盾中超拔出来,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