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丹青之信——早期《太平经》写本特色及其政治思想意蕴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是以赤色、青色为主色的缣素写本。"丹青之信"象征的是在君臣民社会体系中,施行仁政和教化的思想。君王施行仁政是道德仁三统之一,仁政主要是注重民生、减少刑罚,以民为本。教化主要是使臣民"孝、忠、顺",以孝为第一。《太平经》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述丹青之信,阐明君臣民在施行仁政和教化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无必要性的必要——论海德格尔思想之Not概念的实质含义

海德格尔以罕见手法把日常德文词语Not提升为核心概念,在"存在与人之关联"的语境中将其思为二重性的"必要",并以"无必要性的必要"(die Not der Notlosigkeit)这一术语来概括其根本所思.海德格尔的"Not之思"贯彻了其数十年的思想历程,是我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发展与演进的关键线索,但国际学界对此迄今...     

“怨恨”的道德哲学分析及其“精神救赎”

从道德哲学角度考察和反思近些年来伤害无辜民众的社会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更是关涉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伦理事件,其精神根源是“怨恨”。“怨”作为“自我心灵折磨”,直接导致个体的“精神沉沦”,并以“匿怨”的形式破坏着个体“正人心”的内在德性修养。由“怨”的“自我心灵折磨”向“恨”的“自我心灵毒害”的转化,使“恨”在精神中又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情感态度,现实化意志行为,最终摧毁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的精神联结。因此,要有效化解“怨恨”的分离力量,需要发挥“爱”的伦理同一性力量,即培养个体“爱的能力”。首先,应当发挥家庭以“爱”为核心的伦理教养功能;其次,需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培养个体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爱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对德性的向善性和“爱”的伦理同一力进行“精神融合”,从而促使个体以德性的超越力量从各种人生困境和人伦矛盾中超拔出来,以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道成了肉身——上帝之道与基督教中国化

有一则故事说,在远古的东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在这个小国的边陲有一个穷困的小村庄,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秀慧的妙龄女子。据说上主很恩待她,曾在梦中向她显现,感召她献上一生把他的圣道译成她本国的文字,并传遍她所在的国家。上帝给秀慧的使命可谓非常艰巨,能够完成的希望渺茫。除了翻译和印刷所需要的经费是天文数字外,到哪里去聘请精通古文的贤达之士,也是秀慧面临的难题。但这些都没有使她退却。     

恶灵之爱与弥赛亚的背叛——对S.昂斯基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种托寓式解读

本文对意第绪语作家S.昂斯基于1913年创作的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从托寓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作者在这部剧作中植入了完整的17世纪沙巴特运动的框架,意在曲折说明其同时代犹太人的信仰与17世纪犹太人对假弥赛亚的信仰类似,二者皆不能把他们从现世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同时,通过传统的内容与戏剧这种象征现代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作者表达了他对现代世界中留存的传统犹太宗教和生活的复杂态度。     

身心与本体:《论语》作为儒经乐教论的格义考察

《论语》凡二十篇,有三十一处与音乐相关,且往往礼乐并说、诗乐同存。音乐不仅关乎抒发情志,更与德性增进关系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音乐被赋予了正统、权威的地位和严肃的政教意义。孔子美善一体的主张构筑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以艺术的形式使道德实施其教化作用,并构建出中国诗学世界中的德性本体。     

论《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意蕴

《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