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内部结构及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探索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内部结构,并对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由7个二级指标及38个三级指标构成,其中负性情感、生活环境、训练竞赛、人际关系等二级指标对我国运动员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竞赛水平的发挥、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公平性、运动员伤残补偿制度建设、运动队管理方式、运动成绩提升空间等三级指标是影响运动员幸福感的重要外部因素。     

不同年龄群体大五人格与幸福感关系*

以毕生发展为研究视角,调查了3192位不同年龄群体被试,探讨不同年龄群体大五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1)各变量都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大五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显著;(2)在不同年龄群体里,神经质和开放性都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且预测值随着年龄而增大,而外倾性、尽责性和宜人性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存在年龄差异;(3)大五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60岁之后其解释率上升;(4)年龄在大五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高中生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感恩量表GQ-6、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以及心理幸福感量表,测查了583名高中生,考察了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在感恩与心理幸福感之间是否起着链式中介的作用。结果表明:(1)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在感恩和心理幸福感中起着链式中介的作用;(2)在感恩—领悟社会支持—基本心理需要—心理幸福感这一链式中介模型中,除了领悟社会支持到心理幸福感这条路径的系数不显著以外,其余的路径系数均显著。此外,本研究不支持心理幸福感量表的原维度构念。以往研究对该量表构念的结论不一,存在争议,建议对该量表进行全面修订。     

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文化智力的调节作用

采用文化疏离感量表、应对方式问卷、文化智力量表和幸福感问卷对670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了文化疏离感、应对方式、文化智力和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关系。结果显示:(1)应对方式部分中介了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间的关系;(2)文化智力调节了文化疏离感通过应对方式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     

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对1376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考察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自尊、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自尊调节了网络利他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3)自我效能感在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小学教师职业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692名中小学教师作为被试,探讨教师职业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机制。结果发现：（1）专家型教师在职业人格得分上显著高于新手、熟手型教师,体现出与教师职业更匹配、更具适应性的人格特点;（2）职业人格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显著,职业人格可通过影响工作投入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工作投入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新手、熟手和专家型教师职业人格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新手职业人格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熟手大部分通过工作投入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专家完全通过工作投入影响主观幸福感。研究表明,教师职业人格可通过提高工作投入程度,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

以374名农村青少年为被试,基于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探讨了个体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亲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能显著正向预测两类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2）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母子亲合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行为自主决策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非留守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母子亲合则显著负向预测非留守女生的消极情绪;但是,这种性别差异不存在于留守青少年之中。（3）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母子亲合在其行为自主决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低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高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关联。     

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文化智力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了主流文化认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采用文化智力量表、主流文化认同量表、自尊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648名少数民族预科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自尊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2)主流文化认同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的中介变量,因此,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是影响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因,研究结论对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价值。     

努力程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 消费者经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我控制问题。当消费者有合适的理由时, 他们会放松自我控制。基于此, 本文经由三个实验探查了消费者努力程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其中, 实验一和实验二通过操纵被试的相对努力程度, 发现努力会提高人们对于产品的购买意愿, 并且证明负罪感的变化是导致这一影响的内在原因。实验三通过改变产品品类, 证明相对于实用品, 努力对于人们对享乐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     

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

本文从社会过渡带和心理过渡带两个方面对"通勤悖论"进行解析,构建了通勤时间影响幸福感的理论模型。通过对广州市白领的追踪调查和多项式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婚姻状态(社会过渡带)具有调节作用,未婚员工通勤时间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已婚员工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有曲线影响;(2)恢复体验(心理过渡带)具有交互效应,心理解脱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的关系,放松体验调节了未婚员工通勤时间与快乐度的关系;(3)已婚员工通勤时间与通勤效用和快乐度的关系受放松体验调节,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受心理解脱调节;(4)通勤时间对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的影响,以及婚姻状态和恢复体验的交互效应,以通勤效用为中介;(5)员工在"通勤时间陷阱"(1.75~2.75小时)的效用均衡。结论有助于分析"通勤悖论"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管理、企业管理和个人都具有积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