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栓形成及抗凝药物在临床应用中的思考

血栓栓塞性疾病对人类的健康已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在临床工作中应深入了解血栓形成以及凝血机制的新概念,了解传统抗凝药物的特点、以及凝血因子靶点Ⅹa、Ⅱa等特异性抑制为基础的新型抗凝药物的研发进展,合理使用抗凝药物,提高对血栓栓塞性疾病的诊治水平.     

医学伦理查房的理论与实践——以广州地区某医院伦理查房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与开展医学伦理查房的实践,发现医学伦理查房开展过程中,存在伦理查房内容缺乏标准化操作、缺乏医学伦理查房的评价机制、尚未形成良好的医学伦理环境、教育培训不能满足医院工作的需要等问题.应当建立健全医学伦理查房标准化操作指南,完善医学伦理查房评价机制,营造良好的医学伦理学环境,加强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培训,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宗教者如何面对受难者——在纪念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25周年“世界宗教者和平祈祷集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8月3日于日本京都)宗教通常源自于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包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以及对宇宙法则的敬畏等等。在这些对象面前,人类是那样的渺小,以至于当灾难来临时,人类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凭借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将"人定胜天"的信念也发展到了极致。尽管有些灾难,通过科学的预测与事后的补救,能够将对人类的伤害降到最低,但因为人类活动而对自然产生的干扰,并因此引发的灾难,大大削减了人类正面努力的成果。因此,与过往相比,对今天的人类来说,自然灾难所引发的苦难丝毫也没有减少。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宗教者在面对灾难的受难者方面,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

中国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至今,变化巨大,但也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道德问题,有些问题已相当严重.如何评估当前的道德状况?造成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根治或如何重建?带着这些社会上下都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基地于2011年12月17日至18日组织召开了"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道德重建"专项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的学者覆盖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专业领域,周孝正、竹立家、刘光明、杨义芹、张海涛、张傅等一批在各个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伦理学基地的葛晨虹、龚群、肖群忠、李茂森、曹刚、郭清香、杨伟清、张霄等研究员,部分杂志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汇聚各方相关专家,切实"会诊"社会道德问题,集思广益,诊断病根,开出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道德问题治理"药方".会议讨论热烈而深入,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对如何建立规范的高科技学习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

着眼部队指挥干部成长发展的机制建设,是提高军队指挥干部科技素质的重要保证。无论是加快军队院校改革步伐,还是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从根本上讲为了解决军事指挥人才的基础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问题。部队则是锻造合格军事指挥人才的熔炉,是实现人与武器装备有机结合,形成现实战斗力的广阔舞台。适应未来军事斗争需要的具有高科技素质的军事指挥人才,只有在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实际工作中经过严格摔打,才能肩负重任、不辱使命。这就需要部队为军事指挥人才成长发展创造更多的条件,尤其要着眼注重各种有效机制的建设,促使军事指挥人才成为“科技强军”的实践主体。     

情绪Stroop效应：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

为了考查情绪Stroop效应的产生机制是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用一般负性情绪词语和中性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实验二用威胁性的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每个实验均要求一组被试做按键反应,另一组被试做摇杆反应.结果发现,当实验材料为词语时,未出现情绪Stroop效应;当实验材料为威胁性图片时,无论是趋向性反应方式还是回避性反应方式,都出现了情绪Stroop效应.本研究结果支持威胁驱动机制.     

早期亲子触觉经验促进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心理机制

近期研究显示,早期亲子触觉经验和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关于这种联系产生的原因,已有研究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探讨CT传入神经(C-tactile afferents)及有关环路在其间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将提出一个综合模型,系统阐述背后涉及的心理机制,着重论证亲子关系、个体探索行为以及与之关联的心理成分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从研究设计的局限、有关变量关系的多元性以及未来可拓展方向对该领域研究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展望。     

宗教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以河南少林寺“少林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当今时代国际文化互动的常态,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和行动逻辑。少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国际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成果,不仅承载着以文化呈现国际交流的全球化目标,同时也形成了以民间文化助力公共外交的国家使命。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播主体,多年来重视海外文化交流,积极主动走出国门,逐步形成了以少林功夫为中介的文化交流机制,进而在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次发挥出充分而有效的传播中介作用,结合不同的国际环境,大体形成了欧洲、美国、非洲三大发展模式。少林文化“走出去”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与活力,在少林文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实现了海外本土社会化的双向建构,最终以“功夫文化”构建了“文化功夫”为基础的中华自信与国际认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视觉空间伪忽视与表征伪忽视神经机制的异同

伪忽视（pseudoneglect）是指个体存在的轻微偏左的不对称空间注意,而视觉空间伪忽视（visuo-spatial pseudoneglect）和表征伪忽视(representational pseudoneglect)是其两种主要表现形式。研究初期,研究者认为两种伪忽视基于相同的注意定向左偏机制,但近年来研究发现,它们仍存在神经机制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两种伪忽视神经机制的异同出发,梳理分析近期研究结果,以期增进对伪忽视的理解。未来研究可以从认知时间进程角度或设计更为完善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探讨这两种伪忽视神经机制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