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弘扬佛教文化展现时代精神——上海玉佛寺第五届觉群文化周综述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欣逢国庆、中秋双喜临门之际,第五届觉群文化周于9月28日—10月4日在上海玉佛寺隆重举行,全市近千名佛教信徒参加了这一弘法文化活动。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映,教育是社会发展前进的源泉。玉佛寺身处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自然要与城市的文化品位相协调。为此,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于新世纪初提出了“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寺院发展理念,将文化和教育作为玉佛寺在新时期的新特色加以弘扬和发掘,经过六年时间的努力,玉佛寺透过文化的弘法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一大批文化产品相继面世,一系列弘法活动令人瞩目,玉佛寺的文化、…     

积极开发五台山灵药——长松

五台山是一座宝山。单从植物资源看,这里“嘉木森森,干峦弥布”,“虽寒风劲冽”,“积雪夏飞”,却是“瑞草争芳”,“名花竞发”,野生植物数百种,大部分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其中的中草药长松,就是一种灵药。     

大元帝师八思巴衣冠塔

在五台山台怀镇东北2公里处的普恩寺遗址上,有一座非同寻常的舍利塔,这就是元代佛教领袖八思巴的衣冠塔。《清凉山志》卷二载：“普恩寺,普济寺东山,旧称西天寺,元建。”普恩寺早已坍塌,但这座衣冠塔,虽经700余年的风吹雨打,却仍然屹立于半山腰上。     

综合短讯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基督教第五次代表会议于2011年5月26日隆重召开,来自全县信徒代表66人参加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基督教两会领导班子。陈荣泉牧师当选为揭东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揭东县基督教协会会长。     

李二曲的经世观念与讲学实践

以３１岁为界线,李二曲的经世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从以政治、民生等为主要内容 转变为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重心。本文认为,若完整地把握儒家传统的“经世”内涵, 似应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制度或政治的,物质或经济的,精神或文化的。而二曲成熟期的经世观, 即主要指向以“正人心”为重点的精神或文化层面,力图重建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同时,二曲 主要以“讲学”作为完成其“阐明学术”、“救正人心”的经世事业的基本实践形式。他不但对先秦王明 末的儒家讲学传统作了深入、完整的总结,而且其本人曾有多年在关中和江南讲学的经历,在讲学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讲学经验。综合观之,二曲经世观念的主要特质为：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 坚持以体用关系作为其学理系统的基本构架,反对将经世学非本体化和完全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并 非常注重经世之实践。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颇多启迪意义。     

院校动态

华东神学院、浙江神学院举行师生交流会 2011年5月21日至22日,美丽的西子湖畔迎来了来自东方明珠的贵客——华东神学院的师生们。华东神学院师生一行40余人在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华东神学院院长谢炳国牧师率领下,来到杭州与浙江神学院师生进行交流。促进了神学院之间师生的了解与互动,增进了友谊,此次交流会是一次神学教育事工的探讨与求索,不但促进了两地教育事工,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会神学教育事工的开展。     

波斯细密画中的苏非神爱——15世纪内扎米《蕾莉与马杰农》手抄本插图研究

《蕾莉与马杰农》是波斯诗人内扎米《五部诗》中的爱情代表作,拥有丰富的插图手抄本。而这部作品借世俗爱情隐喻苏非神爱的思想不仅在文本中有所体现,在其插图抄本之中也得以呈现。本文以该作品15世纪的插图手抄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插图对于文本主题的选择,对构图、色彩及其他绘画元素的运用,来分析波斯细密画对文本故事及其苏非隐喻的呈现方法。     

晚明“经世致用”内涵的革新与突破--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的精神特质,其内涵历有嬗变,至晚明时则因与西方科学的互动而有重大革新与突破。经世致用的革新缘于士人对儒学发展逻辑的深刻感知和主动展开。"经"的权威淡化为儒学与西学的互动创造了良好氛围;"世"的现实转向为士人引入科学开辟了通道;士人对"用"的追求不仅推动着"致"的体系中增添了科学演绎方法,而且对"不用为用"新内涵的接纳意味着求故的科学精神在儒学体系中逐渐融入。经世致用内涵在面向传统革新的同时,也因科学知识、方法、精神的融入实现了突破。经世致用内涵在晚明的变动意味着它非但没有阻碍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反而推动了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是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典型例证,展现了儒学的勃勃生机。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上)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到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