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与反思——行为伦理决定模式中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波特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道德困境中行为伦理决定的道德正当性的分析模式,波特模式的分析包括境遇定义、价值、原则、忠诚四个板块,其分析拟确保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都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波特模式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它试图让人们在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以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波特模式主要应用于传媒伦理领域,在公共关系领域及相关的职业分析中也多有应用.     

关于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几个问题

公正原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和指导原则,也是道德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从伦理道德方面考察,在社会主义的众多道德原则中,又有着不同层次的关系。弄清社会主义总的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区别和联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人本道德规范系统

从人本道德原则出发,一方面可以引衍出对个人的系列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引衍出对社会的系列规范,而这两个方面的规范之总和,就构成了人本道德规范系统.人本道德规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除了从人本道德原则引衍各种更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外,也以人本道德原则为标准,从各种既有道德规范系统中吸纳合理的成分来充实自己.     

道德他律:我的道德重建的社会政治前提

在我的道德处于社会性解构之道德境遇中,道德他律是社会道德重建的基本方式。道德他律的存在主体是国家,实践主体是政府。政府要担当起道德他律的社会重任,其前提是政府要成为道德的政府并获得其道德的道德形象和引导力量。这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在普遍人道、平等、公正的政治原则和政府道德优先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权力分散、制约、均衡的权力分配原则和小政府大服务的实践原则。     

对美国西部基督教领袖的演讲北大核心

(2003年2月27日于洛杉矶)(接上期) 二、中国的宗教为什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朋友们,我知道你们把对圣经的信靠和传福音视作自己的生命,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新约》哥林多前书9:16)。其实。     

试论循环经济伦理的价值原则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以资源消耗为动力、以严重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循环经济的三大运行层次,遵循的"3R"原则,构建了经济—生态—社会诸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之理与应然之则,就成为发展中国经济伦理学的一个新话题。以考虑相互关联和本质上的整体性的整体价值原则,以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人类延续不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以融经济公正、生态公正、社会公正为一体,体现"代内公正"、"代际公正"和"人地公正"的综合公正价值原则,构成循环经济伦理的三大价值原则。     

解决集合论悖论的模态方法研究

ZFC集合论等经典的集合论悖论解决方案,一般是通过限制康托尔不受限概括原则中的给定性质的“任意性”来解悖的。但是弗莱茨等人认为,除了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限制元素满足给定性质的方式的“任意性”来解决集合论悖论,并建议利用模态算子刻画元素满足给定性质的“特殊方式”。弗莱茨等人给出的这种模态解悖方法本质上是一种修正康托尔不受限概括原则的新方法。     

“矫正正义”还是“公平正义”

自由主义内部左右派之间,在有关“再分配”的实践合法性这一问题上,并非如通常意见所认为的那般水火不容。事实上,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可以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理论预设达成对“再分配”在实践领域的某种一致。问题在于,这种一致性仅仅是一种貌合神离的一致,其背后隐藏的是有关自我观念的本体论分歧。本文以诺齐克作为立论根基的自然权利学说,重构罗尔斯的契约论架构,以揭示这一本体论分歧,并且表明,争论双方均无法完成从本体论到实践哲学的完整证成,这是由他们共同使用的主体性论证模式决定的。若想克服自由主义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的理论困境,有必要寻求一种非主体性的论证模式。     

傅铁山主教会见福建省“两会”领导人

随同全国人大许嘉璐副委员长来闽检查《文物法》执行情况的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６月１７日上午十时，亲切会见了我省天主教“两会”主要领导人。在听取省天主教“两会”领导有关近期主要工作的汇报后，傅主教讲了话。他充分肯定了福建省天主教“两会”的工作成绩，勉励大家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积极引导广大神长教友自觉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傅主教说，有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我们的后盾，中国天主…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