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论:出场路径及其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

<正>当代知识论(contemporary theory of knowledge)作为哲学运动,是两股支流的汇合:一是它作为关于"知识是信念"的理论,乃孕育于作为方法论的分析哲学;二是它作为关于主体之经验直观能力的理论,乃是对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传统认识论的延伸。这决定了它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     

休谟伦理思想中的普遍观点

普遍观点是休谟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在面对相互矛盾的道德判断时,需要普遍观点进行有效的调解.经由普遍观点而作出道德判断的赞同与不赞同仍然是一种道德情感.道德概念的正确使用和人们的情感交流需要人们采用普遍观点,而想像和信念的运作与作用则保障了普遍观点的采用.     

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的作用:兼对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的检验

考察青少年儿童和成人在道德判断中利用心理状态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差异,并验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以道德判断中“行为坏的”程度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作为判断问题类型,共有10～11岁和13～15岁的青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各120名,完成道德判断测试任务.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道德判断问题类型下,事件中他人愿望和信念、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模式是不同的,支持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10～11岁儿童和13～15岁青少年在判断行为坏的程度时,利用心理状态信息和因果关系信息与成人类似.在判断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时,10～11岁儿童更注重行为结果,并且不能综合应用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的因果关系信息.13～15岁青少年的道德判断中心理状态信息和事件因果关系信息的作用与成人的情况类似,但在进行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程度判断时,还不能融合信念与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研究结果为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提供了支持,而且表明从儿童青少年到成人,利用心理状态和因果关系信息进行道德判断存在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共情对广义互惠的影响：自我-他人重叠的中介作用

与“我帮你,你帮我”的直接互惠相比,“我帮你,你帮他”的积极广义互惠,促使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帮助更多的人。与之相反,“我伤你,你伤他”的消极广义互惠,易导致受害者转变为伤害者波及无辜他人。以往研究未探寻到既能促进积极广义互惠,又能抑制消极广义互惠的因素。采用两阶段独裁者博弈任务范式,通过两项实验发现,共情是一个能够起到扩大积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并削弱消极广义互惠传递效应双重作用的特殊变量,其机制在于自我-他人重叠,支持了自我扩张模型。这一研究为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保障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思路。     

3～6岁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发展及其与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

个体的情绪伪装能力是其情绪社会化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选取某幼儿园123名3～6岁儿童为被试,通过“区分外表-真实情绪”任务和“错误信念”任务考察3～6岁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的发展特点,进而探讨情绪伪装认知与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结果表明：（1）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3～5岁为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的快速发展期;（2）儿童在消极情境下区分内外情绪的能力显著高于在积极情境中的表现;同时,对两种情绪伪装动机（社会适应、自我保护）的认知能力无显著差异;（3）儿童情绪伪装认知和错误信念理解能力显著相关,两种错误信念（意外内容、意外地点）理解都能很好地预测情绪伪装认知能力.     

"道德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我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道德信念危机",是道德"权威性"的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约束力的不断弱化.危机的社会根源之一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之间形成的货币与权力的畸形交易对生活世界的侵犯.     

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在不同ToM任务中的发展特点

考察了72名3～5岁儿童在三个改造过的经典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结果显示,大部分4岁儿童能够正确认识自我错误信念;大部分5岁儿童能够正确认识他人错误信念;大部分3～4岁儿童的自我错误信念认识显著好于他人（真人和玩偶）错误信念认识,5岁时这两种认识才没有显著差异;学前儿童对真人与玩偶错误信念的认识没有显著差异;学前儿童对“意外地点”任务和“意外内容”任务中错误信念问题回答的一致性较高,而对“外表—真实”任务的回答与前两种任务的一致性较低。     

基于双加工理论解释下信念偏差效应的神经机制

信念偏差效应是指人们已有的知识信念对逻辑推理的影响现象.对此,双加工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信念偏向系统和逻辑分析系统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近年来,该理论得到来自认知神经科学证据的有力支持:一方面,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近红外光谱(NIRS)以及重复性经颅磁刺激(rTMS)等技术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右侧前额皮层与信念偏差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基于脑电(ERP)的研究表明,晚期正成分和晚期负成分可能参与了不同推理类型下信念偏差效应的认知加工.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工作记忆、不同加工阶段、推理前提本身可信度、实验分析、实验材料生态学效度以及思维训练等方面对信念偏差效应作进一步探索.     

信念之谜(上)

在1972年《命名与必然性》的演讲中,作者提出了直接指称论的观点:名字的语义学内容仅仅就是所指称的对象。一般认为,如果接受直接指称论就必然导致信念之谜。因为,假如专名的语义学内容仅仅就是所指称的对象,那么两个共指称的专名,比如"Cicero"("西塞罗")和"Tully"("图利"),就应该在信念语境中可以替换。但这似乎是错误的,因为,似乎"琼斯相信西塞罗是秃子但不相信图利是秃子"可以是真的,而倘若作替换,就会得出矛盾。在本文中,作者试图论证:实际上导致信念之谜的乃是两个更为基本的原则,即去引号原则和翻译原则;不能把信念之谜的产生归咎于直接指称论。通过这种间接论证,作者认为,直接指称论没有被信念之谜难题驳倒,它还是能够获得辩护的。     

五行说由经验性认识向先验信念的异变

五行说的起源与殷商时期的农业经验有关,指有了“水”浇溉,“火”烧荒,“木”、“金”作农具的条件后,就可以在“土”上种植和收获了,是一种有固定中心的系统认识。西周以后,五行先抽象发展为地舆世界的基本元素,构成“相生”、“相胜”的关系,后又扩大为对于整个宇宙世界的一般认识;认识的系统形式则是无固定中心和有固定中心并存。因为经验性认识在历史的过程中积淀为传统的先验的存在,加上统治者用以阐释政治历史的规律性和现实政治的合理性,秦汉时期五行说异变成了一种关于价值规范和认识模式的先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