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隐于亲”“重罪不可容隐”与儒家家国伦理北大核心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重罪不可容隐”与“不隐于亲”在适用场域和内在精神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更可能是汉儒以君权为本位的思想与亲亲相隐原则相互协调的产物。在亲亲与尊尊难以兼得的情况下,儒家根据身份、关系的不同在家国之间反复权衡,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亲情与公义,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国伦理的基本格局。     

论吉藏所依于谛与迷教于谛之差别

吉藏讨论二谛义时有于谛和教谛两种二谛，于谛中又分为所依于谛和迷教于谛。清楚辨析两种于谛差别对准确理解吉藏二谛义具有重要意义。今结合日僧实敏等人文献，对吉藏所言两种于谛“得失”“通别”“能所”“前后”四种差别进行梳理辨析。通过分析，两种于谛最大的差别即是所依于谛比迷教于谛多出了但得非失且为能化的因果位大圣于谛。以此结论为依据，对过往学者认为所依于谛中不包含佛于谛，并且同迷教于谛一样面对教谛二谛皆失的观点进行商榷。     

荀子“以政摄言”思想析论——兼论其与李斯“焚书坑儒”的关系

学者将李斯“焚书坑儒”归罪于荀子的做法有待商榷。荀子固然有“以政摄言”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对待异端邪说，但这并不会导致“焚书坑儒”,因为此事乃李斯行商鞅、韩非之说所产生的结果。在战国末期，即将建立的统一政权且日臻成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能容忍诸子“不治而议论”,“以政摄言”由此而生。不过，由于荀子将礼义之道视为评判学说是否为“异端”的价值标准，故“以政摄言”不至于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据此，该说仍展现着儒家“道尊于势”的观念，并区别于法家“以政摄教”之说。     

论“道法自然”

本文是谢宗信道长于今年二月二十日在广州宗教学术研究会的发言。本刊选载时略有删节。     

“家居摩诘图中”：明代士人于慎行的涉佛与逃禅

明代中期，士人逃禅成风，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受当时社会影响及仕途经历的坎坷，亦深入到佛禅之中寻求精神支撑。于慎行在与朋友的交游中参禅悟佛，既受到当时逃禅之风的浸润，又对逃禅之风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视之为当时士人涉佛逃禅之风的缩影。于慎行对佛教的看法体现出罕见的辨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即在以儒家立场对佛教评判的同时，能看到佛教的济世功用价值，又能平等地对待教与禅。     

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针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排佛、反佛浪潮，契嵩作《辅教篇》，阐明儒释一贯的主张，捍卫佛教。在《辅教篇》一书中，契嵩分别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本体统一性、伦理规范的相互贯通性等三方面阐述、论证了儒释一贯思想。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无论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舞蹈治疗在压力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一、舞蹈治疗的概念正如《诗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抒发情绪的直接方式,是人们对自身进行反思,促进和谐,体验积极情绪的有效手段,是人类天生自我疗愈、情绪释放和缓解压力的最本能的工具。     

简简单单教语文

最近,在《小学教学》上读到李文广老师的一篇文章《简,是为了丰》.文章讲他从于永正老师执教的《给予树》一课中发现了于老师的教学内核——简单.真巧,很有幸,我聆听、欣赏过于老师执教的这节语文课——《给予树》（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开启中国古典战略堂奥的银钥--于汝波《大思维》评介

于汝波先生的新作《大思维——解读中国古典战略》,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古典战略进行了宏观大气、长于思辩的解析与论述,在追寻古代战略家理性运行轨迹的同时,也抒发了一名军旅学者对于国家安全、民族统一、国运昌泰的     

《道德经》试析

一、引述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不朽著作《道德经》(亦称老子)是一部博大精深、词意锤炼的哲理诗。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之书,象宝塔之巅的明珠,永远光耀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我国古代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养生,医学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于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道德经》是我国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它不仅包含着宏奥的哲理,而且蕴藏着自然科学、人体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