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程颢、程颐研究述评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创立者。兄弟二人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历来引起世人的重视。现将1949年以来海内外二程研究的状况作一述评,以向学术界和关心此问题者提供二程研究的基本情况。     

儒佛生死观的差异——以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为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生死观借助于轮回报应的教义而流传,在普通民众中影响极大,遭到了一些儒家正统人士的不满和批评。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直接批判的主要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尤以二程最为典型。二程主要从偷胎夺阴之谬、释氏畏死、利己主义三个方面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了批判。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并未超出六朝思想家的水平,况且佛教生死观的要害也不在其鬼神说。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着力批判,是其中的后两个方面,即佛教执着于生死,放弃了人间的道德责任。客观而论,二程只是维护了儒家固有的"事父事君之妙道",却不敢肯定禅宗所倡导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正是二程在生死观方面不够周全和融通的地方。儒家生死观的特色在人伦,佛教生死观的特色在破执,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方向。     

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

关于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审视维度、学术归属、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就审视维度而言,康有为是最早将二程纳入近代哲学视野的哲学家。二程在他那里的境遇与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情况类似,集中出现在其戊戌维新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学术归属而言,康有为对二程的思想来源和身份归属津津乐道,与其热衷于考辨中国文化的“学术源流”密不可分。就思想解读而言,康有为注意到了二程的义理、中庸和变化气质方面的内容。就态度评价而言,康有为对待二程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孔教立场,给予二程的评价褒贬参半。康有为的二程观信息量丰富,对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观以及宋明理学观提供了有益资源。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朱子对程门后学心性论思想的批判和总结

心性论是洛学建构的核心内容。程朱之间的程门后学接续二程,阐释和深化洛学的核心话语,使心性论思想上的分歧和共性更加显豁地展示出来。朱子为重塑道统,采取扬弃的态度审视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从气质之性、工夫论、仁学三方面对程门后学的心性论思想进行反思、批判、总结和开新,最终建构了集大成的闽学体系。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论陈景元对《老子》思想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道气本体论、人性论、社会政治论等方面对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的老学思想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陈氏老学不仅是唐代重玄学在北宋之延续,而且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二程理学的建构起了重要的作用。     

程朱天理观之辨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天理观由此由宇宙观转化为存在论。     

杨时承洛启闽的理学思想

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