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体验教学中发展历史思维

探究体验在这里特指引导探究体验,是指学生借助教师提供的（或自己搜集的）材料,根据某种观点或理论,围绕一定的历史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用“再发现”的方式去学习和掌握知识获得感悟的过程。探究的过程实际也是由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发散式思维发展到聚合时思维、常规思维向创造性思维发展的过程。     

让思维在常识处转个弯

思维喜欢在常识铺就的轨道上一路轻松地跑下去,因此,当你看到“凡偷盗花木者,罚款两百美元”的告示牌时,不会有什么思维的异动,类似内容的告示牌比比皆是,早已成为常识存储于思维的深处。但是,当你看到美国一家植物园大门上方的告示牌上写着“凡检举偷盗花木者,赏金两百美元”时,你的思维就像被谁重重地撞了一下,留下一个深深的问号。     

孟子是贤能政治的支持者吗?——从民意观的角度看

基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白彤东推荐一种儒家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的一大特色就是放弃民主制的“民治”原则,转而采用贤能政治的“能人治国”理念。白彤东宣称,这种“能人治国”理念是他从孟子那里得到的灵感。然而,白彤东对孟子的解读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错误。更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他不惜对《孟子》文本采取了有选择的无视。有理由相信,白彤东其实已经意识到他跟孟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在民意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宗教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以河南少林寺“少林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当今时代国际文化互动的常态,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和行动逻辑。少林文化作为当代社会国际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成果,不仅承载着以文化呈现国际交流的全球化目标,同时也形成了以民间文化助力公共外交的国家使命。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播主体,多年来重视海外文化交流,积极主动走出国门,逐步形成了以少林功夫为中介的文化交流机制,进而在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次发挥出充分而有效的传播中介作用,结合不同的国际环境,大体形成了欧洲、美国、非洲三大发展模式。少林文化“走出去”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与活力,在少林文化国际化的同时成功实现了海外本土社会化的双向建构,最终以“功夫文化”构建了“文化功夫”为基础的中华自信与国际认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先秦儒家的政治焦虑与言语态度研究

先秦儒家取法“先王之道”,心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治制度,执掌和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因损益而“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与他们心怀的崇高理想落差巨大,故而先秦儒家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理想的政治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使用语言表达见解的方式和态度上。在“百家异说”、“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孔子、孟子恰恰对于言辞辩论保持着谨慎态度,到了荀子则开始转变了对待言语的这种谨慎态度。     

浅谈思想政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

思想政冶工作是我党建设的一大法宝,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贯彻十八大精神,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     

禅宗直觉思维研究的现状和反思

自铃木大拙提出禅宗思维是直觉式的以后,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方向上给予了回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对一些主要学者的研究进行述评和反思,为该领域的研究指出亟待深入的问题。     

需求视角下的印度经济增长模式变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经济不仅增速几经起落,而且增长的几个重要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正是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增长模式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并探讨了变化本身可能对印度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05年之后,随着投资增速和在印度经济中占比的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消费已不相上下,但因其波动更为明显,使得GDP波动与投资的振幅更趋一致。与此同时,虽然按照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经济算不上是出口导向型,但是出口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不容低估。最后,就是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发展制造业对解决印度庞大人口的就业、实现经济长久高速增长意义重大。总之,印度模式曾经有过的独特性正在变得模糊,它与传统的东亚模式渐行渐近。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