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俗符号初探

中国传统民俗符号是历史、文化和民俗事项相融合的产物，储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事项信息，蕴含丰富民俗文化内涵，体现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是研究中国民俗史、文化史、传播史和艺术史的直观图示资料。     

刍议恩施土司城的窗棂艺术

作为体现恩施土司时期古典价值重要视觉文化符号的恩施土司城之窗棂,题材多样,棂条布局灵活多变,技法丰富,结合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凸显了深刻的文化含义,其中最突出的文化含义就是:"物必饰图,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田东辉书法作品

田东辉多年的书画艺术实践,积累了不少作品。周韶华先生看了东辉的书法作品,当即挥毫为其题:“方圆世界”四字。 方圆,可说是艺术实践的一条总规律。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学上讲,它是阳刚之美(方)和阴柔之美(圆)的象征符号。如果从世界这角度分析,那么圆是象征东方的自我完善的内在美;方是象征西方放射形的外向美。     

三数值加工系统假说：数值加工机制新探

数值加工的机制是数量认知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三数值加工系统假说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各种数值加工机制的关系, 它认为认知系统通过三种不同的机制来快速分析非符号刺激的数值：感数(subitizing)机制精确地分析1~4个刺激的数值; 数量(numerosity)机制分析密度适中的刺激点阵的数量, 加工误差正比于被分析的数量, 符合韦伯定律; 当刺激的密度超出一定范围时, 密度(density)机制通过分析刺激密度来推断刺激的数量关系, 加工误差正比于被加工数值的平方根。一系列研究证实, 这三种数值加工机制具有不同的行为规律和脑电特征。未来研究需要探讨数量机制是否分别与感数机制、密度机制存在平行激活, 从而阐明三种数值加工机制的作用关系。     

地域性符号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以开封地区为例

全球性的"文化趋同"现象,使原有地域性文化受到冲击,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特色逐渐衰落、消失,同时也使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建筑与室内空间装饰设计出现特色危机。地域性符号是由地域文化凝聚而成,因此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开封古称大梁,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享有古都之盛名,名胜古迹遍布市县,民俗文化特色浓郁,地域符号特征突出。因此,对其地域性符号进行提取与创造,并将其应用在室内设计中,就能能够充分体现出开封地区性主题特征,发展成具有开封地方特色的设计风格,将为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的现代设计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皮锡瑞之易学观

皮锡瑞相信伏羲画卦,同意司马迁等人以文王重卦的观点,认为卦、爻辞都是孔子所作,并以“十翼”中的一些篇目出自孔子.皮氏论《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彰显了他对“汉学“的尊崇,体现了他崇经尊孔观念.由于他有着今文经学的立场,所以其对易学各派的评论也多受先人为主的经学观念的影响.皮锡瑞对王弼义理易学表示推崇,然而他并不忽视象数之学.他从易学史的高度论述了清代易家之易学.在具体的治《易》方法上,皮氏有继承,也有创新.他推崇焦循以“假借说《易》”,还主张以汉碑证《易》.     

藏族吉祥符号的意蕴

藏族吉祥符号,在本土文化与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刻的宗教价值意蕴与世俗价值意蕴。在藏族符号文化中,吉祥符号是藏民族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组象征符号,它被广泛应用到寺院、住宅、帐篷、走道、家具、器皿、饰物等上面,象征着吉祥兴旺、四方圆满、繁荣气象、长寿永恒、和平安宁、幸福美满。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尧舜禅让,古代以为信史。20世纪20年代,有学者提出异议,以为它只是一个传说,这传说是禅让思想的一部分,出自墨家的创造。揆诸史籍,可知,墨家的确传诵过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故事,对禅让说的传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只是出于宣传尚贤尚同主义的需要,为选官治官而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禅让说。而在儒家,孔子早就盛赞尧舜;尧舜禅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歷数观念在今本《论语》中又有明确反映,这个观念在从周公到孔子的儒家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儒家数观的实质是天命有德,儒家的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儒家的尊贤、墨家的尚贤,后世与“禅让”直接相关的新五德终始说,都可纳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禅让说的兴起,儒家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