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胞阮适庆夫妇赠给天台山鸣鹤观明《正统道藏》一部

香港同胞阮适庆、汪颖丽伉俪,向天台山桐柏鸣鹤观,赠送明代《正统道藏》一部,共61册,于五月二十八日,由香港空运至杭州,二十九日送至天台山鸣鹤观。天台山桐柏宫,是中国道教全真道南宗的发源地。桐柏宫,系唐景云二年(711),由司马承祯所建,被道家称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后世天台山张伯端一派,以炼养为主。     

论王夫之的“占学一理”

一王夫之的易学观中,占学一理,即占以示学是重要方面,这个方面代表了他对《周易》的性质,《周易》在人的精神修养方面的作用,以及占筮体例等问题的根本理解。     

给生命一个支点

人活着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为生存而工作，要给公寓分期付款，要为子女上学攒钱，要为工作与各种各样或喜欢或不喜欢的人相处。琐碎而又具体，日复一日，心灵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对生活感到沮丧、精疲力竭，使生活的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道教生态思想要义

道教的生态思想不仅在于理论上的深邃,根本的还在于,道教成功地将这些理念化成了实践,化成了生活方式。将贵生的价值观和相应的理论探求化为平时的生活方式,是道教生态思想最为精到之处。一、贵生与自然——融入生态的价值观前提道教的生态思想十分丰富,但其形成的全部前提,是贵生的生命观。     

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去世

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1931—2007）于2007年6月8日因病逝世。罗蒂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哲学上，罗蒂批判了传统的符合论的知识观，并把知识与哲学重新定义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实践与对话。     

关于病灶与证象两种疾病观的比较

中医和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方法不同 ,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病理学体系 ,西医的病理学基础是病灶 ,中医的病理学基础是证象。病理学的不同 ,导致中西医对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治疗以及预后判断的全方位认识差异。1　病因病灶即指机体结构发生的异常改变 ,这是西医进行病理判断的基础 ,有灶即有病 ,无灶便无病。因此病因便是导致病灶出现的原因 ,如果找不到致使病灶发生的原因 ,那么该病便被称为病因不明疾病。在这里 ,因果关系是进行病理判断的根本原则 ,而直接原因更是被格外看重 ,间接原因和多重原因相对而言不被西医病理学注意。…     

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

自明初创建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主要职员由道士充任.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进而渗透到礼部.他们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负责奏乐、舞蹈的乐舞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引导属于儒教系统的祭祀礼仪,并在其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在中国历史上,这也许是儒教与道教互动史中最为特殊的一段因缘.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华严三圣像的形成与流布

华严三圣像是由李通玄、澄观、宗密对《华严经》中一佛二菩萨圆融无碍关系的研究。提出“华严三圣”及其“观法”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华严三圣像在唐大历三年（768）就由四川地区发展流布到了它的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各地。到北宋时，又从杭州传入日本，且从三尊像发展成了五尊、七尊像等大型佛会。     

周汝登的经典诠释——以其四书学与诗学为主的探讨

明代王学发展到第二、三代传人时,必须溯求其在儒学传统中的正统性。正统性的要求中,义理方面就必须依赖于经典诠释。周汝登作为万历王学一位讲坛宗主,他为此作出了相关的努力和尝试,尤其是对四书学和诗学这两个最重要的经学面向。通过对这些努力和尝试的剖析,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心学那种"六经注我"式的诠释技巧和策略被周汝登发挥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大量明显肆意的"过度诠释",也让王学终究难以担当起真正的正统性,而面临重大的学派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