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的体用观看中医药学的现代化

实现中医药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深厚的中医学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却似乎仍然在中医体系的门前徘徊,难于深入其内在实质。对问题原因的探寻往往需要突破旧观念的哲学反思。中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借助李泽厚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体用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明确现代中医的发展应以现代化为体,而关键在于体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医实际应用后,许多疑问也随之涣然冰释。借由中医的现代化之路,整个人类医学体系的演进也增益了新的可能。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癌症筛检的考量

目前各项疾病危险因素的“危险性”不够高, 所以通过药物控制单个危险因素来预防疾病的效益很低。癌症筛检虽然使检出的癌症病人增加, 但并不能降低死亡率。因此建议, 在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时, 应首选安全、低成本的有效干预方式方法;采用药物控制手段时, 应优先在综合危险程度较高的人群使用;要努力寻找特异性更高的危险因素指标, 以缩小危险人群;要进一步加强临床研究, 根据国情确定我国自己的诊断与治疗标准。癌症筛检的目标是要检出真正可从治疗中受益的病人, 特别是鉴别出无需治疗的“停滞型”癌症。无论是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 还是对癌症筛检, 在改进技术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健康和医疗观念。     

试论《医林改错》中的实物观

清代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自1830年刊行之时起即引起广泛关注, 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该书改正古人所记脏腑之错误, 关键在于其看待人体的视角及实践方法与传统中医不同——采用了实物观看待人体, 并且实施解剖观察实践, 这种革新举动挑战了传统中医的方法论。与西方近代科学相比较, 发现《医林改错》的思想萌芽和实践方法与之有相似处。结合医学史研习该著作, 看到中医学的方法论与历史环境不可分离, 随时代有所改变。《医林改错》的独特思维能够启发人们对中医方法论的认知。     

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王阳明的民族观是在强调大一统的王权统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傅斯年的心理学探索及其贡献

傅斯年是被忽视的近代中国心理学人, 他与心理学渊源极深, 不仅是近代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习者、传播者, 也是科学心理学思想的践行者。傅斯年学习心理学前后共12年, 写有《心理分析导引》专著一部, 最早翻译麦独孤的《群体心理学》, 另有《性命古训辩证》等哲学著作和多篇文章阐述其心理学观点。傅斯年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包括心理学研究必然走向科学化, 做出“科学化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基本判断, 将“有群众无社会的无秩序取向” “心中无主义的心气薄弱性” “万恶之源的家庭教育”作为当时民众心理发展的三大障碍, 并倡导民众确定一个健康的、即物穷理的、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并存的人性观。傅斯年参与了“中研院”心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创建, 与蔡元培、汪敬熙、唐钺、苏芗雨等心理学人关系密切, 共同推动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 其一生中存在一条选择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离开心理学又助推心理学和运用心理学的心灵探索之路。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敦煌佛教文献女性经典试析

大藏经中直接以女性命名或由女性主持翻译的佛教文献,数目众多,但除个别经典如《宝雨经》外,学界对其他经关注较少.本文试从这类资料入手,依据敦煌写经题记,对其进行整理,探讨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将其与传统女性观进行对比,分析“八敬法”、“五碍说”得来之原由,从而论证女性在佛教初传和汉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国家有机体论到国家工具论——张佛泉国家观念的转变

本文的分析表明,张佛泉国家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有机体论到工具论的变化。张佛泉早年着眼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又深受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持国家有机体论,反对国家工具论,主张政府集权,反对分权制衡;后期张佛泉着眼于捍卫个人自由,又深受极权主义研究的影响,转持国家工具论,抨击国家有机体论、国家主权说、国家自由说,一再强调国家权力的限度。本文认为,张佛泉国家观念的转变,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从对国家权力的强调转变到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互为呼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并指出,一方面高度警惕国家权力侵害个人自由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核心内容。     

浅析王渔洋文化风物观及其现实意义——以说砚为例

王渔洋的《池北偶谈》,不但重视文章典故辑录,还十分重视文化风物研究,兼容并蓄,涉猎广泛,为后世留下大量珍贵历史资料,体现了其辩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保护留存的文化观念。这些思想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不断对古砚的研究分析上,能够秉持客观公正,以博学审问、追根溯源的笔触,加以记载、描述和考辨,科学对待历史文化名人,深度挖掘其中文化意蕴,进一步廓清文脉流传,形成了值得研究的一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