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文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     

当代坤道成长的社会文化土壤

建立在阴阳和合以及女性崇拜观念基础上的女仙崇拜,成为道教独特的宗教信仰,而善良美丽、苦修不懈、道术高超的女仙形象既折射出道教女信徒的理想追求,又为后世的道教女信徒标示出可资效法的人格典范,树立了修道可成的坚定信心。     

从交换到分配：一种大劳动报酬观的民生逻辑

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现.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滞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企业的社会身份从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决定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特征。有些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或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由企业和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身份、对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缺乏理性认知所导致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和社会双方更新观念,重构企业社会责任观体系。     

无我观与自我意识的建立

诸法无我,为佛法三法印的核心,此所谓无我,应为真俗两大方面的统一。就真谛言,无我之"无"所否定的,是众生误认的即五蕴、五蕴中、五蕴外常一自宰之"实我",此实我非有;就俗谛言,假我非无,此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下)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修炼而成的自发性——以伯林为镜看儒家自由观

儒家思想在当代最受诟病之处是它压抑人的自由。近来许多学者提出儒家思想与自由观念可以兼容,但也一般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为标准来证明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性。实际上儒家思想蕴含着一种独特而富启发意义的自由观,即自由是修炼而成的自发性。儒家的不欲人之加诸我和无加诸人展示的不仅是类似于伯林的消极自由的观念,而且是修炼所及的成就。其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不是简单的没有外在限制,而是通过修炼,化矩为功夫能力的升华。与酸葡萄式的自我消解不同,它是使自己能发而皆中节的自我成就。与布律丹的驴那种没有倾向的中立不同,它是理性与心理倾向高度一致后达到的无需选择的自由。以伯林为代表的自由观念最为缺乏的,就是自由的主体所需要的功夫能力和作为个人自由之必要条件的他者。一个人不仅通常需要来自他者的限制才能保证其更为根本的自由,他人的支持甚至是一个人自由的构成成分。伯林式的自由观对凸显自由的底线和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有重要的作用,但它窄化了自由的内容,需要有儒家自由观对其作出纠正和补充。     

试论内隐学习的多水平动态观

文章回顾了关于内隐学习意识性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借助Karmiloff—Smith的表征重述概念,构建了一个多水平觉察状态、多水平表征机制、多水平能量需求的内隐学习机制动态观。该观点不同于以往对内隐学习的静态分析,揭示了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在机能上的连续性,     

常人疾病观及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常人疾病观是普通人对于某一疾病的认知、解释和态度的集合。与专业医务人员相比, 普通人更关注心理、家庭和社会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的致病作用, 就医选择多元而并不遵循标准化的就医模式, 同时更愿意将疾病体验视为个人生活的特殊问题加以建构性理解。常人疾病观与科学医学观之间的不一致性可能降低患者的就医满意、对医信任和医嘱依从性, 从而影响治疗效果。立足中国社会的医学文化与医疗制度, 研究中国人的常人疾病观, 并探讨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作用与社会心理机制, 可为改善当下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现状提供有益建议。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