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儒家是礼治主义者,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儒家文化中,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标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礼是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要求人心存恭敬,自谦尊人,内外兼修,文质彬彬,彼此尊重,以此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而礼就是德政的展现。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管子》思想的当代解读

《管子》关于礼、法、仁、义的论述是其理论之精髓,涉及了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方面。《管子》的思想不仅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分析《管子》思想的精髓,辨析礼法、仁义的关系,适应当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将《管子》的礼法、仁义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德育与法育、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教育与发展对接,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劝学》教人学什么?——荀子对孔子“君子学”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荀子·劝学》不仅开篇的论述别具深意,暗示了荀子的教诲是对"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说的,而且整个篇章全面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君子学"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孔子"由礼行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荀子承续孔子的思想见识,既区分无心向学的人与有志从学的人,又辨明立志向学者的德性或知性品级的差异,强调对不同德性品级的人应该实行不同的教诲。由此进一步,荀子不仅揭示了成为士君子的修学途径与内容,而且指明了有志学人从学受教的原则,即亲贤师与隆礼义。荀子希望通过礼义教化培养出德行完美的儒家士君子,并谨防有志学人因不懂得修学礼义而误入歧途,学成了一个陋儒或散儒。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孔子的仁与礼乐

在孔子心目中,仁包括了人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是因为仁的集合性,每个个体的人具有不同的质,所以孔子在回答不同弟子关于什么是仁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答案。但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弟子都能养成美好的道德,努力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是从＂美＂的角度理解仁的,从内心到外表都做到了＂美＂,就达到了＂仁＂的高度。＂仁＂的思想体现在孔子的一言一行中,同样反映在孔子对于乐的理解与理论上。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在礼崩乐坏、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孔子利用礼的理性特征和乐的感性特征,达到其社会教化的目的,把＂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的思想贯穿其中,以实现其＂天下归仁＂的理想。     

《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

本文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视域中,结合新出土的历史文献,对《中庸》中“诚”、“性”、“情”、“礼”和“教”等最为重要的观念及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中庸》所蕴涵的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的哲学意义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