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思考

贵州有殷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到来之际，在西部大开发中，通过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手段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得以涵养、保护、抢救，建立良好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进而有序开发、利用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宝藏，对于促进贵州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现代艺术的审美观照

现代艺术被视为异端、丑类,在于它游离于"崇高"与"优美"这两类美的范畴之外,其所创造的艺术品艰奥的美感也许仅供艺术家本人作自我陶醉。但如果仅看到这些,当代艺术确乎有些存在的尴尬了。实际上当代艺术不重在娱人耳目、苦心经营画面的美感,或制造崇高令人景仰,而是将人的本性、情感、自由及个性融为一体,真实表达个体自我在商品社会中的感触,或者阐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终极关怀。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制度建设与伦理秩序重建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由顺从压迫、不自觉反抗侵略到自觉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的伦理觉醒过程。在此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奠定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保障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运行,以文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伦理秩序重建与转型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中,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合理与优秀成分得以保存,伦理的延续性使其在新的乡村生活中仍继续发挥着维系作用。     

中国穆斯林对外文化交流的体验

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而且是一条友谊之路,文化之路,宗教传播发展之路。今天我们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时,重温丝绸之路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关联,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伊斯兰文化的交流,继承丝路传统,保护丝路古迹十分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各种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辉煌的世界文明史。     

汪洋:疫情防控要抓紧 脱贫攻坚不放松

各民主党派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2月1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通报了今年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会议。汪洋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疫情防控要抓紧、脱贫攻坚不放松,围绕支持打好贫困乡村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总体战开展民主监督。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透过礼教论，钱穆极富创见地为甄辨中西宗教树立了新的坐标体系，即是否与人类群体的人文大道合为一体。对应文明形态的一体论与两体论，礼教是前者典型，既能涵化外来宗教，同时形成了政教与政学的一体二维。中华文明以一统和合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相互维制，推重礼治，不同于西方以多统斗争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分离而尚法治。无视这个文明异同，现代西方国家树立文明霸权、非西方世界追求“西化”、进而与西方冲突，这是西方普世主义推演出的三重悲剧性前景，亨廷顿命题仍未突破此困境。中国广土众民、绵延数千载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开示了超大规模群体聚合的实践智慧，是礼教论优越于冲突论的历史张本。钱穆强调现代中国应该在立国政教、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继承并开拓自己的文明道路，在东亚地区担负起主导责任，引入进取协和的文明化合机制，逐步为人类大群提供促进现世和平发展的公共品。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恺...     

圆桌对话的思考

中世纪有个圆桌骑士的传奇:亚瑟王从岳父那里,得到了一张能坐下150个人的桌子和150位出色的骑士.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骑士有着不同的信仰,但为了共同辅佐亚瑟建立王朝,经常共聚圆桌.骑士们为什么因圆桌而得名?是因为这张桌子大吗?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国家文化转型与创新的重要观念。费孝通将文化自觉界定为对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四方面的自知之明。现代新儒家正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源头、分析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四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与创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说——试论杜维明对儒学的创造转化之途

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思想作为其理论上的一大创见,与其"儒学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他通过深究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关系,论证了儒学若要走出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一种多元开放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态度必不可少.杜维明认为,当代所涌现出的全球文明对话思潮尤其对现代儒学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更为儒家文明传统的现...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