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深受穆斯林爱戴的李慕唐阿訇

哈吉·欧麦尔·李慕唐阿訇,已年过花甲,但他容光焕发,正所谓老当益壮。他是中国伊协委员,安徽省伊协副会长、省政协委员、界首市政协副主席、城关清真大寺教长。李阿訇在豫皖一带享有很高声誉。他出生在一阿訇世家,青年时苦读经汉书籍。     

《尚书》、《左传》、《国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

《尚书》、《左传》、《国语》是我国最古老的三部文献。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有不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本文主要讨论：《尚书》的五行观念、人贵论和人性论思想、认知心理思想、个性心理思想、心理测验思想;《左传》的情感心理思想、病理心理思想、文艺心理思想;《国语》的缺陷心理思想。     

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本届理事二十三人出席了会议,各级道协组织和重点宫观的负责人十九人列席会议,共四十二人。会议期间,听取并审议了王伟业秘书长代表常务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下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座谈交流了北京白云观以及各地宫观的管理经验;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儒家成人视阈中的"兴于诗"兴起"好善恶恶"、自信多样的真情主体,"立于礼"挺立含情节情、履言范行的文理主体,"成于乐"完成大气仁爱、自由和乐的情理主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属主体起情→守理→合情理之自我挺成与社会共生。其中,"兴于诗"先于"立于礼"与"成于乐","立于礼"把持"兴于诗"与"成于乐","兴于诗"与"成于乐"内置"立于礼","成于乐"统摄"兴于诗"与"立于礼",三者一体有分,交融互进,相须为用,圆融挺成主体之人格。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肖像画影响下的九莲菩萨像北大核心CSSCI

明代是肖像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观音造像的兴盛期。观音形象在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本土化特点,在整理前人创作经验和经典图式的同时,明代画家更多地根据民间观音信仰及观音灵验故事选题创作,形成了多种造像范式。文人画家的参与使得这时期的观音造像大异于前,而文人肖像画的流行无疑对明代的观音像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九莲菩萨作为李太后佛教尊神身份的象征,在有明一代乃至于清前期,均有很大的影响。而九莲观音画像的创作,最为典型的体现了文人肖像画影响下的观音题材创作。     

庞士谦生平

穆罕默德·特瓦杜尔·谢赫·庞士谦,字益吾,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回族教育家。1900年生于河南省孟县桑坡村。四岁时由父亲送进清真寺念经,并在私塾学习汉文。青年时代曾先后到河南洛阳、许昌、沁阳,山西晋城,甘肃张家川等地从虎延璋、马自成等著名阿訇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逐步走上研究伊斯兰教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