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论语补疏》诠释特点研究CSSCI

焦循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论语补疏》是其晚年《论语》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他选择何晏《论语集解》的部分条目逐条诠释,以互文旁通为依据,以纠谬补新为途径,以精实兼具为追求,或训诂文字,或考究名物,或阐发义理,以己意明经为宗旨,时有新意灼见,显示了独特的《论语》诠释特点,为《论语》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论语补疏》从稿本到定本的修订也足见焦循审慎的治学态度与精湛的治学追求。     

无像崇拜与破坏神像:圣经禁像传统在中国的诠释

本文论述了圣经的禁像传统及其被中国开封犹太人与太平天国基督徒所挪用的特殊议题.论文呈现了希伯来圣经的禁像传统,分析了开封犹太人对这一传统的坚持,并能同本地人和平相处的现实,指出太平天国如何以极端的方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破坏神像的基督教革命派.通过探讨这两个群体对"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一诫命的诠释与实践,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何等重要.这对于认识和处理当今的宗教冲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现代诠释

一、引言 由于近代科学对中世纪神学的胜利及其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近代标示为“理性的时代”或“科学的时代”。西方文明的发展,科学精神的张扬,代表人类智性的进步与胜利,也为人类取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及较大的灵活性,“西方的科技照亮了整个世界,西方的理性滋润启发了不少心灵。”① 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象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１９世纪的进化论者所构想的那样,在“理性”的指引下,得到健全的、有秩序的发展。两三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作为自然、社会系统调控者的人类,其实践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     

两宋史事易学的演变与发展特征

援史释《易》成为宋儒解《易》的常用方式,虽然此种注《易》方式并不始于宋代,但大量用史在宋代易学阐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当与宋代儒学复兴、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士人的政治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与南宋的史事易学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北宋援引史事是出于解说义理的需要,而南宋则用史事解证卦爻辞,直接将《周易》视为一部极具历史借鉴及指导意义的经典。南宋卦卦有史的《周易》阐释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北宋援引史事以证易理的继承与发展。     

明代理学家德福关系论的诠释思路和语境化表述

修德以获福的道德实践理念深入人心,而仁者不寿、德者不昌的特定人事又时常拷问着这种理念,引发历代儒者对德福关系的持续思考和诠释。明代理学家整体上继承张载和朱熹气禀不均、修身俟死的自然生死观,但其中思路却在不同语境的表述中呈现出理念重心和情绪形态的鲜明区别。他们在思想性表述中的叙述基调多数理智冷静,以锤炼至刚人格为目的;但在应世性表述中的书写则相对偏情绪化,弱化了仁者的人格意志,甚至为达劝谕目的而使用果报观立论。这种差异一方面出于文体范式和文章功能对思想形态、立论角度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源自德福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德福关系论内部各元素的失衡以及接受群体认知模式、接受心理的差异。     

道教义理之枢论——《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元气论——道教义理枢论之一

我在《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章节中,已对道教义理的五大部类及其涵蕴的多种具有一定范畴及理论中心意义的枢要论点,作了扼要的表白,故而在具体论述其枢要之理念观点前,直截了当地交待一下写作“枢论”的方式与目的。管窥蠡测,抛砖引玉。恭候明识者赐教。写作的方式与目的:第一,择要叙列其具有一定范畴性及中心意义的义理观念①。专题探讨其思想渊源与发展趋向,聚焦于义理。条理义理体系,明晰其底蕴真谛,凸显道教义理之丰湛。第二,以道教经籍所载义理要语为依据,撷取道教重要经典中有鲜明代表意义的经文,来直接展示其义理枢论,保持本色,避免失真。同时,也可为乐于此项探讨者,提供一些史料线索。第三,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其思想渊源、形成与发展,皆与我国传统哲学紧密相连,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在宗教范畴的延伸与发展,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故而笔者在尊重客观史实情形下,特意将道教义理枢论回归到我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加以述论;并同时显示出它在“百家争鸣”中的道家特色。总的来说,我的想法和做法就两句话:以道教经典中的义理要语,比较集中来展示其义理“枢论”。还原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在“枢论”网络下的系统哲学性和人文风格。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李鼎祚对崔憬易学的评价

李鼎祚在崔憬《易》注后下案语共计11次,按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吸取、补充与批驳三类。《文言》“夫大人者”一段,他认为其主旨是颂扬圣明的大人,所以不赞成荀爽、虞翻只从象上解释,崔憬着眼于义理意蕴的注解得到了李鼎祚的认可。为了清楚解释卦爻辞的文义,李鼎祚认为有必要把圣人如何观象以系辞阐发出来,所以他对崔憬不讲卦爻辞象数来源的注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关于易数,他认为天地之数意义重大,涵盖蓍与卦,穷尽万物之理,所以不能脱离天地之数理解大衍之数,崔憬从《说卦》的“参天两地”出发解读大衍之数,不考虑天地之数,为李鼎祚所批评。总体看,李鼎祚的易学力求实现天道与人事、象数与义理的统一,而最后落实于人事与义理。     

本易理以诂易辞 由易辞以准易象——试论尚氏易学的特色及其对易学史的贡献

本文认为,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这是尚秉和先生注解《周易》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独辟蹊径所发明的注易新方法。依据此一原则和方法,尚先生一扫东汉以来易家注易迂曲立说、穿凿附会之风气,穷究易理,广搜易象,以易解易,以易证易,其对《周易》经、传的诠释,"六通四辟,若合符契"。由此不仅纠正了千百年来易家注易的诸多流弊和错误,而且也牢固地确立了尚秉和先生在易学史上的大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