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马融易学探微

马融治《易》用古本,上承费直,使费氏之学得有传承;又下启郑玄易学,使费氏之学得以发扬光大。他以"十翼"解《易经》,同时还以"十翼"互证易理。马融承费直之学,重视以儒理解《易》,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他重视以礼解《易》。其以儒理解《易》的另一个表现是引史注《易》。其在解《易》时十分重视象数学中的卦气说,此外还重视取象和五行说。马融解《易》皆由象数为切入点,而最终归本于人事。马融易学在汉晋易学嬗变中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薛学潜易统计方程式推导存在的问题探讨

民国薛学潜先生作为科学易学的代表人物,打通了传统易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隔阂,建立了一个相对缜密的薛氏科学易体系。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其推导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对物理模型的模糊认识,导致了一些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本文以易统计方程式为例进行探讨,发现易统计方程式总摄三种物理统计有些牵强,其推导过程也颇有缺陷。     

杜道坚与茅山宗之传承

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宋理宗命龙虎宗正一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领主江南诸道派。唐宋盛极一时的茅山宗由此失去了符三山主导地位。元兵南渡,皇室对龙虎宗更加尊宠礼遇,茅山宗重心日渐南移,“辅教大师”杜道坚别起炉鼎,力倡“皇道帝德”、“形神兼养”之义理,播迹江浙苏杭一带,为茅山宗在元代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杜道坚(1237-1318年)字处逸,自号南谷子,当涂采石(今安徽当涂)人,西晋著名学者杜予之后,少有超凡脱俗之志,年十七辞母寄迹郡之天庆观,师事虚白陈元实。后入茅山,于山岩树林间结草为庵,为上清派第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     

易哲学发展史之一嬗变--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探析

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的出现,伴随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可谓是易哲学史上继王弼义理易之后的一次深刻嬗变.这表现为其以心释易统易、工夫简易直截的鲜明特征,其中蕴涵了心学派易学对象数易及程朱义理易的解构以及为一般易学研究所忽略的易佛沟通问题.从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心学在宋时的诞生以及它最终的衰微,同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在解构"传统"易学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词频、易接近性和词表序列成分对近因效应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目的探讨词频、易接近性和词表序列成分对近因效应的影响及其原因。两个实验以不同词频和不同易接近性的中文词为材料,运用直接自由回忆程序和操纵词表的组成成分,探讨近因效应的特点。实验结果表明：词频对近因效应的作用受词表序列成分的影响,对于纯的词表,高频词回忆的比例比低频词更高,对于混合词表,低频词回忆的比例比高频词更高,但是词的易接近性不影响近因效应且不受词表序列成分影响。文章最后对近因效应的性质进行了讨论。     

易学与术数辨析

易学与术数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有基本的区别。从历史上看,易学与术数皆源于巫觋之术,而算命术则是术数中的一大门类。自学理上看,易学乃是揭示形而上之道的学问,术数是进行形而下应用操作的规则。但是术数中也蕴涵形上哲理,而且《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要研究易学,难以绕开对术数的探讨。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     

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二）

二、道教是否具有传统的义理之学?本世纪初,在一次道教学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位知名的西方学者,发表了他对中国道教的看法,认为: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由于对“道”的诠释纷繁,作为另念,其适应性很强,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教义的宗教,也可以说是没有“神学”的宗教。他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口号,其一,由易白沙在1916年正式提出来,是继承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说法的结果。但在当代,这一事实长期暗昧不明。其二,易白沙认为其性质为儒家专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人的广泛继承,不过有部分学者将其转变成纯客观的描述辞句来使用。梁、易二氏其实是从秦始皇、李斯的"一尊"(专制)说来理解这一政策的。其三,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其实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相当宽容的:它主要是从学官、教育制度立论,而不是禁止、禁绝百家之意;是以王官之学来统一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可以作证明。其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对于汉代学术思想政策的有意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