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下）——《道教义理学综论》之部分

人事吉凶。《汉书·京房传》说:“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值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西汉末,谶纬之说流行,以颇具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附会儒家六经,假托六经纬书皆孔圣所作,其中《易纬》即对《易》经文的阐释。实     

显学、子学与义理之学:宋代易学特点概述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易学著作,易学成为经学研究中的显学.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是借易学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经学研究因而呈现出子学的特征.同时,在易学研究的象数与义理的两大方向中,义理之学成为宋代易学的主流.     

稿约

本刊主要刊登象数易与义理易、《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研究、出土易学文献研究、易学与哲学文化、易学的现代价值、易学研究方法论、易学史料学、易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稿件。欢迎广大易学专家、学者和易学爱好者赐稿。     

易学与中国哲学的形成——从《易经》卦爻辞到《十翼》

《易经》原为占卜断事之用,孔子依据对《易经》的深刻体验,与其后继者共同创作了《十翼》,转占卜为天道、接通天道与人道,形成了涵括天地人的中国生命哲学.借助于整体生命哲学的体系和方法,可以发现,孔子和他的后继者一方面灌溉了蕴藏于原始《易经》卦爻辞中的生命哲学的种子,而使之萌芽.另一方面,用一个道贯串了天地人.天道创生,地道养生,人道则接续生生之德,助天地化育,彰显开物、成务、立德之用.以等边三角形结构表示,三者互相含摄、相互影响,成为一个整体的生命.     

朱熹“《易》本是卜筮之书”疏论

朱熹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周易》经传的考察,主张《易》本是卜筮之书,虽然是古调重弹,但其中又别具新思。朱熹此举并非止于揭示一个历史事实,一方面认为圣人作《易》教民卜筮,乃是传授给民众一个开物成务、为善去恶的实践方法;另一方面则由卜筮之特点而进入到《易》文本的意义表达方式之中,提出《易》是个空底物事的精妙论断,深入发掘《易》的象语言之特质,并在卜筮的语境中昭示出象数与义理的原发性关系。更为深刻的是,朱熹论证指出,作为卜筮之书《易》的终极意义来源和价值根基乃是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之理。     

今、古文易学流变述略——兼论《子夏易传》真伪

本文从汉初易学之传承入手,比照分析了今、古文易学之传承情况,特别指出古文易派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往往各自说之,持论不一,此于《周易正义·卷首》所载可见一斑。史料皆称王弼《易》所依乃是费氏古文本,然由出土之帛书本考之,疑王弼亦取于今文本,非尽依古文也。另据新出简帛资料,本文考证《子夏易传》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并辨析了其之所以未被列入《汉书·艺文志》的缘由。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     

读郑易管见

作者运用文字训诂方法和文献考辨方法对部分郑玄易注进行详尽疏解。通过解说郑氏易注,提出郑玄治易路数是象数、义理兼顾训诂。过去认为郑玄治易偏重象数而疏于人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汉代,以爻辰治《易》和以礼治《易》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郑玄解《易》不乏真知灼见,但他的解释不可能完全符合或重现《易》作者本义,只是一种依自己理解而形成的一家之言。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王肃易学刍议

本文以王肃易学为中心,概述了魏晋之际经学大师王肃的易学之来源、性质、内容、作用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认为王肃易学是郑玄易学和王粥易学的中间环节,对于义理派经学具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