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道教义理之枢论——《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元气论——道教义理枢论之一

我在《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章节中,已对道教义理的五大部类及其涵蕴的多种具有一定范畴及理论中心意义的枢要论点,作了扼要的表白,故而在具体论述其枢要之理念观点前,直截了当地交待一下写作“枢论”的方式与目的。管窥蠡测,抛砖引玉。恭候明识者赐教。写作的方式与目的:第一,择要叙列其具有一定范畴性及中心意义的义理观念①。专题探讨其思想渊源与发展趋向,聚焦于义理。条理义理体系,明晰其底蕴真谛,凸显道教义理之丰湛。第二,以道教经籍所载义理要语为依据,撷取道教重要经典中有鲜明代表意义的经文,来直接展示其义理枢论,保持本色,避免失真。同时,也可为乐于此项探讨者,提供一些史料线索。第三,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其思想渊源、形成与发展,皆与我国传统哲学紧密相连,本来就是我国传统哲学在宗教范畴的延伸与发展,是我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故而笔者在尊重客观史实情形下,特意将道教义理枢论回归到我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加以述论;并同时显示出它在“百家争鸣”中的道家特色。总的来说,我的想法和做法就两句话:以道教经典中的义理要语,比较集中来展示其义理“枢论”。还原道教义理的理念观点在“枢论”网络下的系统哲学性和人文风格。     

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与现代启示

当代正义论出现普遍主义进路和特殊主义进路的纷争。我国学界为防范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彰显文化主体性,往往不自觉地青睐于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特殊主义者。沿此逻辑又容易造成对中国既有“义”学思想的特殊主义进路的误读。“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和主线。墨子论义的普遍主义进路诠释及其成败得失分析,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正义论建构的方法自觉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触觉与空间——以心灵哲学为参照的一种现象学进路

触觉与空间在心灵哲学和现象学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议题.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触觉是否具有空间性的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内在主义认为触觉是纯粹内在的心灵状态,外在主义声称触觉在物理性身体上有一个空间位置;二是对空间的触感知问题,这在心灵哲学中形成了表征主义与反...     

新“负版”传

“负版”是古代寓言中说的一种好负重的小虫。此虫不分好歹,见物就取来背在背上,越积越重,压得自己几乎要死。只有被人发现,将重物除去方能得脱。但它旧性不改。继续取物自负,直到把自己压死。人若自私自利,竟有不如虫之处。程度轻者,遇事自以为义、自担重担,却不肯顺服神交托给神,往往是事倍功半。身心劳瘁,以致于灵里疲惫懈怠,得罪神得罪人。程度重者,或利欲熏心,整天斤斤计较,自沉于勾心斗角。     

读云门

今人所尚，除多方赚钱，还喜谈佛论禅。我也是，并且还是专业地谈——学的就是佛教史禅宗史，专门地谈——从北京出发，跑了几千里地，到广东的一个禅宗祖庭云门寺，去和一班少壮有为的学僧专门谈，号称授业。那么这该是何等快意的事儿呵！更何况，时值入冬，北方早已是草木摇落，霜天肃杀，而在我这番谈佛论禅的地方，却阳光明媚，林木葱郁，千年古寺不让港台那些现代化寺院，已修耷得十分精致，寺院门口的三角梅开得红红火火，给进门礼佛参禅的人先是一团灿烂照人的笑，人情味浓极了。至于那班学僧，依男女两众分列两班，均可谓在佛界骨干…     

晚明的功利主义思潮

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思潮,这其中包括了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陈确的"治生为本说"、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以及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这些功利主义学说包含着不同的理论内容:何心隐的"聚合育欲说"强调普通百姓的基本物质欲求的合理性,陈确的"治生为本说"要求读书人关注个人生计,顾炎武的"百姓自为说"认为普通百姓的利益追求能够推进社会公正,而顾宪成的"以利佐义说"认为商人的牟利行为有助于他们成就道德行为。上述种种学说或多或少地突破了儒家的传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     

叙事与赋义:《春秋》三传“齐桓晋文之事”述论

《左传》以叙事理路确立了齐桓、晋文的"伯/霸"诠释。但《公羊》《穀梁》并不注重齐桓、晋文的叙事及其"伯/霸"属性,二传意在对"齐桓晋文之事"予以赋义。由于何休、杜预、范宁三传注皆将齐桓、晋文之诠释指向"伯/霸",使得"齐桓晋文之事"被固定在"伯/霸"之上,而《公》《穀》所赋之义反而难以彰显。从叙事回到赋义,以"同尊周"为核心、以"三临之言"为视域解读《穀梁》,以"天子—鲁—诸侯"之秩序为中心审视《公羊》,可以发现《公》《穀》赋义下的"齐桓晋文之事"体现了《春秋》义旨。虽然三传诠释理路各有不同,但都在《春秋》义下予以发传,而杜预、何休、范宁之注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三传之义。     

《无量义经》的实相之旨

《无量义经》是一部并不流通很广的经典，然此经属于法华系统的三经之一，它对了解《法华经》的义理，悟人一乘实相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先秦儒家“观”《周易》三法

“观其德义”是孔子确立、后学继承的先秦儒家解读《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如何“观”,其“观”法如何,孔子及其后学没有明言,学界亦鲜少研究。该问题对于研究儒家易学的起源、先秦易学的发展、“易经”之学的形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不容忽视。先秦儒家“观”《周易》约有三法：一是假借误读法。此法将《周易》言辞中某些字读为假借字,就此假借字而发挥义理,所得义理脱离《周易》古义,给人错误解读之感。二是象数分析法。此法突破《周易》“象思维”的原始直观,将象数作理性分析、逻辑演绎,从而将《周易》卦爻辞纳入象数分析框架,生发义理。三是事理联想法。此法由《周易》卦爻辞字句古义出发,通过转化、类比等联想思维方式阐发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