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歧义句的消解过程

实验以汉语同形且切分层次相同的歧义句为实验材料,采用句子验证任务,着重探讨前语境或后语境在歧义句歧义消解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时间进程,被试为48名大学生。结果发现：(1)抑制机制受语境位置的制约,前语境的抑制作用优于后语境;(2)ISI为300毫秒时,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已经发生,但尚未完成;ISI延长到1000毫秒时,对歧义句不适当意义的抑制进一步加强。     

胜义谛思想初探（下）——兼论《解深密经》胜义谛义

三、超诸寻思是胜义谛上面说过,胜义谛相是离言语的不二相,若欲实证胜义谛者,也就无法用言语概念来推比寻思拟议而证了。所以《解深密经》中佛陀说:胜义谛是诸圣者内自所证、无相所行、不可言说、绝诸表示、息诸诤论;而诸凡夫依于寻思,对胜义谛一者辗转所证,二者有相所行,三者行于言说,四者有诸表示,五者起诸诤论。由此道理,当知胜义谛超过一切寻思境相。1、胜义谛是内自所证非展转所证胜义谛相是诸圣者内自所证的境界,所谓内自所证者:唯识常言:众生各一宇宙,各一满分世界。何谓满分世界?《成唯识论》卷七云:“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     

试论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

通行本<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对于其何以如此分篇,生当北宋的易学家程颐,在承继、整合<易传·序卦>和<易纬·乾凿度>等的观点的基础上,作<上下篇义>,明确提出以阴阳为基准分篇的原则,指明"阳盛者居上篇,阴盛者居下篇",并逐卦作了分析,丰富了人们在此领域的识见.     

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中)--《道教义理学综论》之部分

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以及《五斗经》皆已引《易》入道,自汉代以后历来皆重视《易》学,成为道教义理的渊源之一。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司马迁《史记…     

汉魏两晋南北朝出经籍表

童纬(1917—1994)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以治大藏经目录版本学和傣族佛教为主。20世纪50年代,他所发表的有关介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藏经目录和僧阶的文章,开创了我国当代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之先河,有不可磨灭之功。改革开放以后,童纬先生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目录的整理,对《中华大藏经》的编撰做出了贡献。这里发表的译经目录和译者小史即是当年童纬先生辛勤成果。前人之师不可没,我们今天能取得不少佛学研究的成果,除了依靠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与完全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外,还与老一辈佛学家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发表已故的老学者的遗著,让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偏废,是我们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4～10岁汉语儿童句法意识的发展

采用句法判断和句法修改任务,探讨了4～10岁汉语儿童句法意识发展的过程和特点.结果表明:(1) 4～10岁儿童句法意识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中6岁是一个转折点;(2) 儿童句法意识发展的内在过程是从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句子意义的依赖发展到对句子本身的句法结构进行有意注意;(3)句法意识的发展受到句法错误类型的影响,表现出发展的不同步性.     

艺术之都为僧人首办画展

南京毗卢寺方丈“传义法师书画作品法国展”2009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近千名中外人士参观,所有展出作品全部被当地华人和欧洲艺术家收藏。 本次“传义法师书画作品法国展”由法国潮州会馆、《中国佛教艺术》主办。     

儿童语言样本的分析技术

语言样本分析是评定儿童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的一个有效的广泛应用的方法,文章介绍了国外关于语言样本分析技术的发展情况,包括语言样本分析的程序、流行程度、语言样本的诱发方式,及其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分析指标;总结了国内在儿童语言样本分析领域的三方面的探索研究;未来的国内研究可以在宏观结构分析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在微观结构分析方面还需要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开发出适于中国儿童的语言样本分析指标。     

概称句推理与排序

概称句推理可分为主要通过演绎方式的和主要通过归纳方式的。对于演绎方式进行的推理又可根据研究关注点的不同分为结论是事实句的推理和结论是概称旬的推理。由于概称句的作用,这三种类型的推理都是非单调推理。通过分别的考察,本文指出,这三种类型的概称句推理要想真正得以刻画,都需要引入前提集的排序的概念。进而,排序将是融合这三种类型推理的纽带。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