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学视阈:戴震对元气论思想的阐发

戴震的元气实体思想是在全面继承以往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学说及批判理学超验本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震借用传统气、理、道等概念,并引入明清以来实学思潮中的"实体"观念,提出了"阴阳五行,道之实体"的思想,把其元气论建构在坚实的"实体实事"基础之上,构筑了形态完备的元气实体思想,成为其义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法作品

这天是2005年3月16日,按照惯例,午饭后我都要沿着什刹海散心。可今天却跟往日不同,让我感慨的是这样的一个瞬间,上主的造化多么神奇而令我陶醉。广阔的湖面一平如镜,波澜不惊。毕竟,“他一发出他的语言,冻结     

德法之治:齐国政权盛衰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德法之治的角度,研究政权的兴衰,挖掘齐国统治800年的历史,其经验教训为,任人唯贤与民心向背是政权存否的关键。以人为本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德法不举是齐国政权败亡的主要原因。     

对德性之知的再阐释——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是在默会知识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对儒家的德性之知传统所作的一种新阐释。体知是那种与认知相对、与实践结合、体现人格尊严的认识,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实践的意义。杜维明对体知概念的论述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观上的建构工作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都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念提出质疑,为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消化性溃疡的中西医结合辨治决策思路

面对消化性溃疡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辨治决策时,要掌握辨证型、辨病变、辨症状、辨病因等四个思维切入点,并在具体运用中处理好辨证与辨病、共性与个性、局部与整体、内因与外因等四个关系,才能作出正确的辨治决策.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道教义理之学的基础、结构、枢论与亮点——《道教义理学综论》之一章（二）

二、道教是否具有传统的义理之学?本世纪初,在一次道教学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位知名的西方学者,发表了他对中国道教的看法,认为:道教的根本信仰是“道”,由于对“道”的诠释纷繁,作为另念,其适应性很强,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教义的宗教,也可以说是没有“神学”的宗教。他的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道德教育之吊诡处境——培根道德哲学现代转向的影响探微

作为现代哲人,培根从"善"的双重本质出发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新的善观念,实现了善观念的双重转向,即从"至善"转向"公共善",从"灵魂善"转向"身体善"。这一双重转向为培根筹划的现代性,尤其是现代科技提供了有力的价值证明,却使道德教育陷入吊诡的现代性处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