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彖传》所揭“时”、“时义”、“时用”三者内涵实乃六十四卦卦义通例

《易·彖传》说《颐》、《大过》等十二卦时,分别用到"时"、"时义"、"时用"三个概念,此三者内涵实可作为六十四卦卦义之通例。若详绎此《周易》"大时之义",对认识儒学《易》理乃至全部儒学思想体系,意义所关至大。     

“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

论文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它并不神秘;"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尚无渊源,《象传》"演德","易象""尊礼尚施",至汉代仍保存有以古礼诠释《周易》的传统;古代《周易》原有《象经》,或以《卦下易经》当之,惜已不传;但在清人的《易》著中,至今仍可见其传承的轨迹。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略论《周易》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兼与李申先生商榷

在古代历法的发展过程中,<周易>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早期主要表现为用易数解释历数,这种作用在唐以后逐渐消失;"卦气说"曾在一段时期内被作为历法的内容;而<周易>的"治历明时"思想对于历法研究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成为重要的治历原则之一.无论如何,<周易>对于古代历法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周易》晋卦“鼫鼠”新证

联绵词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以音表义,所以从字形上往往不能得到准确的意义信息.《晋》卦中“鼫鼠”是联绵词,表示迟疑不决之貌.通过转语系联,发现“鼫鼠”与“首鼠”、“犹豫”、“蹢躅”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然后,比较《晋》卦中的类同句,回归语境,证明“鼫鼠”训作“迟疑不决之貌”是合理的.     

“重”“错”之义与六十四卦的生成

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杂卦传》真的存在错简吗

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是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优越性——评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

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旨在凸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彻底性。他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归结为其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自主的个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个人观和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与特殊性,认为只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配得"战斗"之名。虽然沙夫对马克思人道主义个人观的分析没有抓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性,但他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明战斗性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固有本性的做法对我们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各种人道主义思潮相互竞争的历史时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不仅要秉持战斗的(或积极行动的)立场和态度,还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来阐发、捍卫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     

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

1976—1977年,陕西周原出土带字卜甲190多片,其中有6片刻有用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经考定,数字卦用阴爻一、阳爻一表示,则在《周易》中有相对应的卦。其中周原85号卜甲刻有数字卦及卦辞,其数字卦与《周易·蛊卦》相对应。本文进一步考证,其卦辞也与《周易·蛊卦》初六爻辞“厉终吉”相合。又,周原9号卜甲有卜辞“大出于川”,可考与《周易·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为同一件事。在结合周原卜甲及其它典籍相互参证的基础上,本文对《周易·蛊卦》卦辞爻辞进行新的诠释,并对相关的商周史事进行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