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低头行为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低头行为指的是线下社会互动时个体因使用手机而冷落社交对象的行为。目前关于低头行为研究最多的是伴侣低头行为。文章在剖析伴侣低头行为内涵之外,分析了伴侣低头行为带来的影响,并从期望违背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三个视角阐释伴侣低头行为发生的理论机制。总体上,基于现有研究我们认为未来可以从深化作用机制和探索跨关系研究（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两个方面进行伴侣低头行为对亲密关系的研究。     

中学生自我效能感、归因与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以398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自我效能感和归因量表为工具,探讨了不同年级和成绩水平的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归因的特点以及自我效能感、归因与成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对于能力自我效能感和行为自我效能感,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而年级差异不显著。学习水平和年级在能力自我效能感上存在着交互作用。(2)不管失败归因还是成功归因,年级差异显著,学习水平差异不显著。(3)路径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成绩有直接的影响,而归因是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学习成绩的     

医学生对当前医患利益关系若干问题的认知——医学生对医师职业精神认知的调查

调查四川大学医学生对医师职业精神中"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和医疗风险"、"医院管理和利益冲突"三方面的认知,并与患者认知比较,了解不同层次医学生的职业精神认知现状,以及与患者的差异。结果显示,医学生和患者在上述三方面总体认知相近。     

医学生对当前医患利益关系若干问题的认知——医学生对医师职业精神认知的调查

调查四川大学医学生对医师职业精神中“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和医疗风险”、“医院管理和利益冲突”三方面的认知,并与患者认知比较,了解不同层次医学生的职业精神认知现状,以及与患者的差异.结果显示,医学生和患者在上述三方面总体认知相近.     

组织类型与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探索：基于权力的视角

研究目的是探索中国背景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政府机关四类组织中员工建言行为的差异,及员工个人权力感和权力动机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员工和管理者进行配对取样调查,通过对回收的324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员工建言行为在四种组织类型中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员工个人权力感和权力动机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权力距离倾向在组织类型和个人权力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最后,研究梳理了组织类型与建言行为的关系模型,并对未来研究做了展望。     

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

采用调查法,随机选取上海市3所普通中小学四、六、八、十年级的755名学生为被试,探讨班级氛围在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男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女生,其感知的班级氛围显著低于女生。而男、女生集体道德情绪与集体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再上升,八年级时最低;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小学生(四、六年级)的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得分均比中学生(八、十年级)高,高一(十年级)学生的得分处于最低水平;(3)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关系受班级氛围的调节。与消极的班级氛围相比,积极的班级氛围能够弱化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负向关联。结果揭示了积极的班级氛围对外化行为问题学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改善这些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自尊的遗传性:来自双生子研究的证据

自尊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迄今已有许多研究从行为遗传学角度探讨自尊个体差异的来源。通过梳理现有关于自尊的双生子研究,发现:1)自尊有中等的遗传度,其个体差异来自遗传和非共享环境;2)遗传对自尊的稳定性有较大作用;3)自尊与认知、情感的联系主要源自共同的遗传基础。总之,遗传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双生子研究可拓展到自尊波动性、内隐自尊等领域,并考虑极端人群的遗传特异性和文化对自尊遗传性的影响。     

语言和社会本体论

通过对言语行为的探讨,有可能解释人类实在和非人类的物理实在之间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在分析社会的制度性实在时,我们需要四个概念,即集体意向性、功能的施加、身份功能和建构性规则。使用建构性规则创造身份功能的模式非常类似于第五类言语行为,即宣告。正是这种宣告式的言语行为生成并维持身份功能,继而建立起人类所有的制度性实在。此外,身份功能产生"道义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使人类社会统合在一起。     

把结果论丢在后面

本报告挑战了下述陈词滥调——在结果论和义务论之间可以作出真正有效的理论选择,同时它论证了道义论比结果论的基本洞见更加深刻.以费希特的伦理学理论为例,证明它与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一致性,本报告认为,所有行为都因其自身之故才是值得选择的,对结果的评价必须取决于由值得选择的行为所设置的目的.因此,在按照正确行为而选择的行为与按照最佳结果而选择的行为之间,最终不应该有什么分歧.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可能有启发性的优势,但每种方法也都可能会犯视角错误.结果论应被丢在后面,但不是彻底丢掉,而是像火车车尾的守车,只要被正确的道义论引擎牵引着,它就适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