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主体性——树立多元复合认同性的亚洲意识

超越文化的相异性 试图界定今天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一切哲学争论,一般均围绕相关地区的各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比较而展开。看来,在考察可公度性还是不可公度性问题上的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方法中,有两种不同观点相互冲突。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以有效说明的方式比较它们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极其深刻,所以它们是不可比较的。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不论何种文化传统,其基本内核是可以认同的,而且不管是哪种文化,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虽然这个基本内核可能具有不同解释,但它提供了各种文化之间对话或交流的一个必要的框架。     

也谈汉唐宇宙论儒学的评价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先秦时期由于出土文献较多,已备受关注;宋明时期,海外名家用力甚深,要在理论上再予推进似亦很不容易。但是汉唐思想,特别汉唐儒学,虽亦不乏研究成果,却总还令人觉得并不满意。     

德性自我意象、道德情绪与行为自我管理：对大学生的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研究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以问卷法对363名大学生进行了6个月的追踪调查,考察了德性自我意象、道德情绪（内疚/羞愧）与行为自我管理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表明,德性自我意象、内疚和羞愧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道德行为自我管理,德性自我意象、内疚和羞愧可能是道德行为自我管理的前因变量。     

管仲及其学派的科技伦理思想

从管仲及其学派的天人关系论入手,渐次论述了其水地环境与人类道德的关联、物质生活对道德生活的作用,而技艺作为此三者关系的中介,自然有其伦理价值。探讨《管子》中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涉及到农业生态伦理、资源伦理与制度伦理等问题。所有这些,对于读者考察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演进轨迹,是有借鉴意义的。     

存在之例外与无限之发生——论列维纳斯后期哲学中的主体性

与现代哲学中各式各样反主体性和解构主体性的流行做法不同,列维纳斯以保卫主体性为其哲学宗旨。但列维纳斯所保卫的主体性既不是作为存在之环节,因而可以还原为存在的主体性,也不是自身被视为原则、根据、本原的主体性,而是一种别样的主体性。在列维纳斯哲学后期,这种主体性一方面被视为“存在的例外”,体现在我对他人的说、感受、切近与替代之中;另一方面是对无限的见证,是无限由之发生的方式。如果我们把列维纳斯所说的“主体性”视为中国哲学中“心性”的对应物,而把“存在”或“无限”视为中国哲学中“道体”的对应物,那么列维纳斯这里主体性与存在以及主体性与无限的这两种不同关系,正可视为“心性与道体”在西方哲学中的两种可能。     

论弱人工智能体的道德性考察

弱人工智能体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人工智能(AI),其自主性可能隐含相应的道德问题。弱AI因其深度学习模式而有类似于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但它没有自我意识或意向性,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与实践相关的实践理性和伦理德性,也不具有休谟式道德发动意义上的情感,从行为本身以及从行为者本身来看,弱AI并不具备道德行为者的基本要素。然而,弱AI是具有一定自主性且持续发展的行为者,属于一种需要认真研究的行为新类型和伦理新类型,学界亟需加强对当代AI的伦理研究,为迎接强AI的到来准备好伦理条件。     

清华简《五纪》“文德”配合及其思想背景

德性、五行与其他元素相配合的现象在两周至汉初的文献中广泛存在,其中一些配合方式作为当时的“公共知识”已相对固定,但也有一些配合方式尚处于不稳定状态。清华简《五纪》中的各种配合是这一“公共知识”演进中的重要样本。多种德性并举的现象虽早有萌芽,但直到战国时代才作为伦理本原性的价值观念被标举,《五纪》的“文德”提供了一种德性组合版本。并举五种德性且与其他事物广泛配合,与阴阳家和儒家两次大规模思想交汇有关。两次思想交汇的代表人物是邹衍和董仲舒,他们都有齐学背景。儒家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后,完成了天人体系的建构,对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

如何在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阈内规定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具有前提意义。从其内部构成看,首先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德性,亦即令行动者、他人和城邦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的能力和品质;其次它是一种作为客体性存在的观念系统和感受性存在的社会场域,亦即作为习性存贮下来的类意义上的意识和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环境。事实证明,如何拥有并切实可行地运用意愿中的德性与规范,才是最为艰难的事情。真实动机、道德革命、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构成了一个自我流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逻辑,以此为基础,将现象学的致思范式充分运用到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分析和论证之中,便有了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其间充满了自我开显、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     

斯密论激情、自我掌控与商业社会的困境

在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中,德性和品格是两个重要的主题。斯密并不相信仅凭制度或者竞争就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对私人利益的追逐有助于公共利益。相反,他认为自我掌控这一德性对于商业社会来说是必需的。它能够起到调和个体内心分裂和社会分裂的作用。斯密曾乐观地认为商业社会的典型处境可以内生出混杂了利益动机的自我掌控,但是商业社会的演化证明,该社会结构本身也包含着极端不平等、劳动分工、沉重的劳动负担等诸多削弱自我掌控之形成的因素。这构成了斯密道德哲学体系中一个尚未被发掘的困境。     

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

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正在不断结构化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生活的全面展开,风险社会却逐日临近,隐私风险渐成其重要论题。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建构,日益形成对隐私的持续而全面的透视与控制,可能招致“透明社会”的产生,继而引发主体性危机。然而,随着隐私危机的不断蔓延及技术批判向度的缺失,一种无助文化正在滋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面向困境,反思无助文化,审视生存危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积极准备,正视危机以化解风险。为此,不仅需要恢复批判向度,唤醒主体性,更要有保护隐私的社会主张和行动,努力开拓技术发展的民主化方案,通过制度力量对抗异化,进而使人在技术与隐私之间的张力及其微妙的平衡中实现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