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与做什么?

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哲学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而又变化无穷的领域。走近哲学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辩论,人类的理性、思想和智慧在这里相互砥砺,竞长争高。辩论以问题为中心,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就连哲学是什么这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也许正是它的常态。对于哲学是什么与做什么,需要不断地追问。这是哲学令人困惑之处,也是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中小学美术课程学习评价的意义

<正>美术学习评价的价值标准取决于美术教育观念和艺术观念,基础美术课程学习评价的核心意义在于以学生发展为本,评价应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学习的过程性,以评价促进学生知、情、意的全面发展。     

《周易正义》的注疏特色

从形式上来说,唐代的注疏之学,是在南北朝的义疏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唐初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时,受了南北朝义疏的影响,即以一家之注为底本,兼采诸经、诸家之说。而从内容方面来说,《周易正义》则以儒为宗,兼采老庄之说,并掺杂佛风,同时,重义理而不废象数,是儒家思想主导下儒、释、道三家合流、象数与义理互融的结果,在学术上显示了兼容并包的盛唐气象。     

辩乎先验经验之际--康德伦理学与儒家道德哲学的一种比较阐释

康德伦理学的精髓可以表述为,由于在直觉中获得了道德本体,所以特别有助于产生最清晰的道德概念;由于借助最纯粹的先验分析把它叙述出来,所以它才成为禽兽与异化的生命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的“铁门槛”。与中国的儒家伦理学相比,康德伦理学由于是用文明时代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复活了人类在轴心时代最高形态的精神生命,因此,它无疑是人类精神哲学中最高的本体论,对于中国儒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批判性启蒙意义。     

同心同德降非典同祖同根盼团圆——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长老大德在“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上的致词与开示

一诚法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今春以来,在祖国大陆和宝岛台湾、香港等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典疫情侵袭,使两岸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了严重威胁,经济发展蒙受重大损失。在非典疫情蔓延时,两岸人民勇敢面对,积极防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尤其是两岸佛教界发扬了佛教慈悲喜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早日消除非典,昼夜祈祷诵经,捐钱捐物,奉献爱心,体现了佛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乘菩萨精神。在危难之际,两岸四地同胞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终于取得了抗击非典的决定性胜利,使两岸人民从恐惧和担忧中解脱出来,在世人面…     

当代大学生核心人格结构的研究

该研究通过298名大学生的调查,用质的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核心人格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大学生核心人格结构由七因素构成,依次为敢为性、宜人性、道德感、开放性、责任感、务实性和情绪性。这七因素在大学生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核心功能。     

《清微道法枢纽》简析

本文通过对《清微道法枢纽》四部分内容的简析 ,梳理了宋代新出的道教符派清微派雷法思想的理论依据、行法具体方式 ,以及学法之人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 ,阐明“以内炼为本 ,符为用”这一清微派雷法思想的核心     

《灵剑子》的"内丹"说--读《长春真人西游记》

当将<灵剑子>一书定位为北宋时期的作品时,其历史地位就更为特殊,在道教的文化发展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处于唐代道教之后,南宋各种新道派成立之期,介于符馩与丹道的传承之间.此一时期道教可以说是支派繁衍与驳杂混乱,除了符馩科教道法特别兴盛外,在道教的思想与理论的建构上有不少的突破与建树,尤其在道家的修炼术上,从唐代的外丹术转向于内修的锻炼术,体内炼丹的思想大为流行,在张伯端的<悟真篇>之前,类似"内丹"的修行方法与技术已层出不穷,不少道士符馩与内修是同时并进.<灵剑子>正好是道教内丹学说与理论成型之前的作品,反映了道教在性命修持上的长期努力,为南宋、金、元修炼内丹道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的各种教派在文化上是互相杂揉的,追求的是炼养成仙的目标,至于五花八门的各种功法,可以各取所需与各自发展.在唐宋内丹思潮的影向下,导致道教生态环境的转变,<灵剑子>即是这种转变下的一种形态,吸收了由行气、胎息而来的内丹功法,但就其宗教本质来说,内修只是其成仙的一种手段而已,仍着重于阴骘的功德圆满上.     

"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

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的命题,学界已有的几种观点都是立足于它的功用加以分析和阐释。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该命题中的基本概念作细致的辨析,可以发现,在帛书中具备“生法”功能的不是“道”,而是包含着周期性法则(四时)和对立性法则(阴阳)的“天道”或天地之道。这一点可从该书以“天道”充当治国活动根本依据的有关设定中得到证明。“道”借助于“天道”来派生“法”,进而也被设定为治国活动的根本依据之一,体现着帛书在转向为治之思的路向上,既要突破老子的局限,又要坚持道家基本立场的矛盾。这一矛盾还表现在其后的黄老学者或著作关于为治理则的不同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