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槐思想中恶的问题

王时槐是江右王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将善恶视为念能否顺本性而动,对合法性与道德性有清楚的辨析,并注重过恶之辨,意念无明显的邪妄可以视为无恶,但不代表无过。他主张善有本体,而恶无根即无形上的本体,但恶仍有其根源,这就是人的"自离其性"或"甘自弃之"的主观条件,这与康德的根本恶学说可以接榫。王时槐强调改过迁善的根本动力或力量源于自身,他主张人要立志、修治与敦礼,旨在实现心灵转变与在感官方式上的逐渐改良,达到念念归根的状态,从而纠正准则中颠倒的道德动机的顺序,他对静坐的强调则是通过收敛与暂息尘缘,以默识自心,从而达到动静皆能复归本性。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读传印法师《印度学讲义》

传印法师所著《印度学讲义》、《四分戒本述义》,一直作为中国佛学院的教材在使用。除此之外,他的《〈宗教不宜混滥论〉讲记》、《〈净土决疑论〉讲记》和《日本净土宗》等著作也为一届又一届的学僧们所阅读。     

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荣获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本刊讯6月8日至10日,应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邀请,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访问泰国,并接受了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的教育行政学名誉博士学位,成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     

论胡煦的太极观及其影响

胡煦对宋代以来流传的先天图进行了修改,把黑白连画的先天圆图当做伏羲最初所画的先天图。在此基础上,他用一种“回溯”的方法对“太极”进行了重新诠释,让人在现象界的阴阳流行之中逆觉体证本体“太极”,由此构建了心性论与工夫论。这种太极观对朱熹以“理气”为主导的太极观有解构作用,消解了朱子学中先验的理世界与现象的气世界的严格分限。这种解构成为了清代乾嘉易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乾嘉易学不断将“太极”拉回现实领域,在一种王道政治的视域下谈论太极以及易学,不再强调个人与太极之间的感通联系,逐步走向了胡煦易学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