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乌托邦告别吗?

存在三种意义上的向乌托邦告别.从前的乌托邦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是乌托邦主义者缺乏中间阶段,脱离现实,不善生活.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具体的乌托邦要求我们善于同可能性打交道,努力领悟可能性,使之成为一种智力参谋部,从而建设一个公正的、美好的、人道的社会.具体的乌托邦永不满足.     

大学生不同认知方式对图形推理水平的影响--兼谈认知过程中的人格作用

用镶嵌图形测验方法从大学生中选出场独立性、场中间性和场依存性被试各32名．在分段限时条件下解决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B、C、D、E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认知方式不同组被试图形推理总成绩差异显著,场独立组最高、中间组次之、场依存组最低;随推理问题难度的渐增(B→C→D→E),认知方式的作用效果愈加明显,场独立组、中间组对图形类比推理(B组)、系统变化(C组)和系列关系(D组)的推理水平显著高于场依存组,对复杂抽象问题(E组)的推理水平场独立组显著高于中间组和场依存组;认知方式可解释图形推理总成绩25．9％的变异,年级可解释11．2％的变异。认知方式是影响图形推理水平的重要人格变量。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时代背景及基本主张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后冷战时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对外部的"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和内部的各种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以及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一种积极反映。它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人心思变的趋势,并顺应了时代发展。     

尤苏夫·盖尔达维及其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

"9·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精英和有识之士在谴责和批判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同时,愈益强烈地意识到向世人正确传达和解释伊斯兰教带给人类的和平信息和中和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埃及著名学者尤苏夫·盖尔达维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成为这一新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并因其卓著的学术成就多次在阿联酋、马来西亚和约旦等国家获得嘉奖。本文在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宗教哲学思想、宗教法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层次论述了盖尔达维倡导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本文作者强调,在当今的世界,认清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固然重要,但就伊斯兰世界而论,极端主义只是支流,而主流是以中正、中和、中道著称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想,弘扬主流思想本身就是以实际行动来抵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用行动纪念潘菽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潘菽逝世已有30周年,中国心理学界缅怀他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弘扬他的三个心理学思想精义,将之体现在行动中,促进中国心理学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坚持潘菽“心理学是中间科学”的主张,使中国心理学研究的视角、方法与主题更加多元化; 秉承潘菽重视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遗志,提高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水平; 落实潘菽关于中国心理学“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的倡议,努力建设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使中国心理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体系和灵魂上都真正获得独立。     

耶稣死于苦架

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髑髅”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哥耳哥达”,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写了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写的是：“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离城很近,字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文写的。于是,犹太的司祭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君王。”比拉多答复说：“我写了,就写了。”兵士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     

6～9岁儿童特质观与其人格特质的关系

为考察特质观与稳定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采用情境故事法和问卷法分别对180名6～9岁儿童进行了特质稳定性理解的个别测查和人格特质的教师评定。结果发现,持三种不同特质观（实体论、中间论、渐变论）的6～9岁儿童开始在认真有恒、自制稳重、聪慧性、开朗活泼和同情利他五种人格特质行为上表现出显著差异;6～9岁儿童的特质观能够预测以上五种人格特质,丽儿童“开朗插泼”和“聪慧性”特质行为的线性组合是预测儿童特质观的最佳指标。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说明关于特质的认知在调解和制约个体稳定的行为理解和反应中的重要作用,验证了人格认知流派的观点;支持了认知与人格之间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对于解释年幼儿童发展中的不适应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凡特胡拉·古莱恩苏非主义思想简论

凡特胡拉·古莱恩是土耳其当代著名的学者和宗教活动家,其苏非主义思想既继承了新苏非主义的部分主张,又进行了适度变革,使苏非主义在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中间主义是古莱恩苏非思想的核心之所在,为穆斯林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以及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什么的平等:从可行能力转向社会关系

在"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上,阿马蒂亚·森主张恰当的尺度应当从基本益品和效用转移到可行能力。然而,G.A.柯亨指出,可行能力不是一个恰当的尺度,因为它无必要地窄化了他称之为中间态(midfare)的东西。森对此回应道,如果自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那么尺度从功能性活动或中间态扩展到可行能力不仅必要而且合理,因为后者不仅没有窄化前者还以可行能力的形式表示对自由的关注。即便如此,可行能力依然不能充分关注压迫或剥削。因为压迫或剥削不仅根源于可行能力的缺失,也根源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而从更优视角来看,恰当的尺度应当从可行能力转向社会关系。     

不是亲人胜亲人——记刘正英教友一家与一位孤儿的真实故

在重庆市南岸区苦竹坝儿童福利院,笔者邂逅了几位教友,得知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一段“平凡”而真实的故事……。